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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战与陆战不同，没有这些层次之分。
保罗·霍尔本回顾了英德舰队各自的指挥官——约翰·杰利科和莱因哈德·舍尔的战术和作战策略。
在日德兰海战中，两支舰队均遭到炮击；杰利科和舍尔都善于观察战局并灵活应对，都意识到战略战术所带来的影响，例如，杰利科深知英国大舰队倘若战败，那就意味着英国将满盘皆输。
在海战中，战术和战略指挥被混为一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无线电的发明。
当时的无线电设备十分笨重，陆军无法轻易移动，但每艘军舰都能安装无线电。
显而易见，无线电常常被滥用，通信交流冗长拖沓；信号以电波的形式传送，使得敌方至少知道对面有一艘军舰存在——倘若获取了对方的密码本，例如英军就获取了德军的密码本——那就可以读取电报信息。
但是英国人却对另一件事情有独钟：位于伦敦的海军部，偏偏要直接干涉身处海上的下级军官的作战指挥。
1914—1915年，时任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尽管只是一名文职官员，但仍然热衷于滥用无线电越级指挥，策划海军作战事宜，而且不止一次地造成灾难性后果。
武装部队负责完成作战任务，而战术问题则具有政治意义，关乎国家大局，在一场“现代”
“总体”
的战争中，二者往往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这是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
1914—1918年，各参战国首要的政府职能就是交战。
约翰·特纳认为，对文职官员而言，他们更加关注战争如何进行、具体战役的目标是什么，这种关注是真实且合法的。
一般说来，在英法等所谓的自由社会中，由于文职官员的关注，军民矛盾异常尖锐。
对士兵而言，为了战争目的而最大限度获取资源——特别是生产弹药和征用人力，都使得他们对战时经济的运营变得合情合理。
德军最高司令部的保罗·冯·兴登堡和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将军就是这样做的——通过掌控战时经济，他们的职权远远超越了纯粹的作战任务。
当制定战略上升为国家的首要职能时，军队就不再轻易服从政治命令了。
克劳塞维茨曾讨论过战争走向。
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一次世界大战凸显了战争走向，即战争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
，植根于抽象哲学而非现实。
在大部分时间里，战争本身变成了目的，而非达成目的之手段。
战争对参战国而言消耗巨大，军需消耗提高了各国对战争成果的期望值，而忽视了他们到底能够从战争中捞到多少好处。
霍格尔·阿弗雷巴赫的研究表明，以德国埃里希·冯·法金汉为代表的一类将领，被勒令接受妥协，但是这种妥协源于军事现实，亦无法获取政治支持。
大卫·弗伦奇认为，对协约国而言，战争并非手段与目的的完美结合。
劳合·乔治于1916年12月出任英国首相，他决定限制将领权力、减少伤亡，但拒绝了当月提出的和平倡议，并谋求彻底取胜。
而德国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也誓言将战争进行到底。
战争目的
前两章回顾了1914—1917年战争的战略梗概，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场战争毫无目的——根据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的记述，许多造访西线战场的游客都异口同声说，一战就是一场“浪费”
之战。
大卫·史蒂文森在讨论战争目的时，提出了关于战争走向的第三种观点，并反对另一种陈词滥调式的观点。
他关注战争的政治目标，并发现：交战双方的目标全然无法顺利调和。
他认为“没有胜利的和平”
或许无法长久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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