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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内阁同僚将其驱逐出局，之后他便回到了工人运动的怀抱。
到年底的时候，无论是工党的左派还是右派都强烈批判政府拒绝对谈判进行深入思考。
这导致工党对立的两派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调和，甚至在工厂工人代表和官方工会的各个层次结构之间都产生了一致的意见。
欧洲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苗头。
放弃工人阶级提出的增加薪水、改善工作环境，并享有更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的要求，只能是暂时性和权宜性的。
关于放弃来之不易的成果，总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存在。
政府没能够予以回应，这使得人们确信，当进程变得举步维艰，正如1917年各交战国之间陷入激烈的斗争旋涡，如本书第十七章中讨论到的，热血沸腾的社会主义反对党将会成为真正的威胁。
在法国，少数派代表艾·玛黑姆是冶金工会的秘书，他将少数派和多数派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人格化。
他于1916年12月坚持认为，只要是国防建设开始的地方，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就不再反对茹奥提出的多数派要求，即国家的利益乃劳动者的利益。
同样，俄国的工人和社会主义当时也分为多数社会民主主义者（当时由弗里德里希领导）；独立社会主义者（当时由雨果·哈斯领导），他们曾公开批判战争；斯巴达克党（由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领导）以及左派代表，他们对俄国革命释放出的信息，表示积极支持。
左派与工人阶级参与政治进程，对工人阶级运动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也使得战后欧洲出现社会主义政府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在战争后几年，他们的参与使得阶级冲突司空见惯，这也许是战争所产生的更重要的影响。
右翼的复活
战前欧洲的右翼政治与左翼政治同样花样繁多，支离破碎。
在社会层面、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都存在分歧。
在除法国的所有国家，拥有土地且与军队有密切联系的保守贵族，是重要的政治力量，即使在法国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
总的来说，工业资本主义的代表都是右翼。
行业协会和雇主联盟不断要求自由贸易或关税保护，各种团体要求保护财产权。
代表这些右翼立场的政党往往一片混乱，这不难理解，因为他们的组成人员存在矛盾。
例如，在德国，封建官僚主义法庭和军队大都由普鲁士贵族组成，他们在国会占有的议席数量也很可观，原因是选举体系严重倾向于农业地区代表，而且莱茵—威斯特伐利亚（Rhiphalia）的商人被边缘化了。
在英国，虽然持续下滑的经济使得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日渐衰落，但他们在保守党中仍然具有影响力，该党在亚瑟·贝尔福时代的领导人于1911年被安德鲁·博纳·劳（一位格拉斯哥商人）驱逐。
英国自由党对许多商人来说仍颇具吸引力。
贵族因为有众所周知的物质财富需要去保护，所以无论何地何种情况下他们更倾向于保守主义。
然而，贵族却完全不是工业资本家最可争取的盟友。
德国、法国、意大利和一些英国商人发现自己因其贵族身份影响受到了他们认为自己应得的政治权力的排斥。
于是他们决定采用不同的策略，正如大众政治中挑战左派一样引起焦虑。
工人阶级的爱国主义诉求很坚定，这十分常见。
尽管在大多数国家这一策略通常不厌其烦地被用于吸引下等中产阶级和农民而非产业工人。
另一方面，与政治立场息息相关的是社会帝国主义，这一主义意味着全部就业的承诺，采取一定的社会福利措施，并且向可提供市场和原材料的殖民地扩张。
这些情况并不完全与事实相符。
军备和军事扩张通常意味着税收，税收大部分又由富人们支付。
福利意味着国家干预社会。
对此，战前欧洲的工业巨头和贵族精英为了抵挡左派而做出妥协，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为了普鲁士土地所有者和普尔·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工业者的利益而服务的税收政策。
所以这种妥协十分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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