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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白里安政府被罗伯特·尼维尔上将所控制，但在1917年他所发动的春季会战使法军士气大伤。
上将亨利·菲利浦·贝当重新集结了军队，但由于人心涣散，战略失误，很快就在1918年3月被斐迪南·福煦所取代。
福煦任协约国军队总司令期间，指挥英、法、美、比军队挫败德国的五次进攻，捍卫了自己的声誉。
像英国的上将一样，法国上将展现出了非凡的能力：夺取政治领导人的权力、操控社会媒体和舆论、形成自己的议会体系，并在人民怀疑的目光中捍卫了自己军事洞察力的权威性。
国家和民间社会
在其他章节中我们已经见识到了战争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工业遭到大规模破坏、女性角色发生迅速而巨大的转变、社会渐趋动**、阶层关系的重新排列组合。
这些变化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方面的表现就是，国家以各种形式扩张，这些扩张以牺牲公民的隐私和独立为代价。
正如我们所提到的，在不同国家，这个扩张过程的起点各不相同但方向却一致，主要的受害者是战前的自由秩序。
战争的必然结果是反对国家力量的人权的中断，在英国，首次提出的强制征兵引起轩然大波，而在欧洲即便在和平时期，也有义务兵役的存在，此种现象令人费解。
长期而言，也许更重要的是国家政治监督机器的发展。
沙皇俄国的政治警察作为俄国政治系统中的一部分被人熟知。
然而不可避免的是，法国军事情报工作者往往不为人知，他们通过战争发现像罗曼·罗兰一样杰出的反战知识分子，还有英国特勤局的警察们，他们的关注点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到商场的服务员再后来到内心不满的退役军人。
从这些人到左翼组织和工人运动机器只是一小步，这是战争之间的特点。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一个不同且依然重要的部分是税收。
战争增加了公共支出，这些支出多为军需品和军队支出，他们受到税收资助，税收在每个地方都使人不悦。
而且税收的必要支出比大多数公民所认为的要少得多。
通过提高战争贷款，或通过印钞和引发通货膨胀这些手段几乎是普遍现象。
但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公共支出形式，对战后整个欧洲高消费政府的维持做出的最大贡献是支付形式的转变：针对特定社会群体的社会福利支出要么是因为他们的需求很大，要么是因为他们构成政治威胁。
失业津贴和公共住房计划就是典型的例子。
自由主义者不喜欢这种隐晦的额外税收以及它在劳动力自由市场中造成的扭曲。
欧洲国家从战争中学习到怎样干涉私人行为，至少干涉了工人阶级的私人行为。
英国政府确保士兵的妻子得到一份异地津贴，条件是必须忠于她们的丈夫，并细心照顾抚养他们的孩子。
在战争结束后不久，法国收紧了已经很苛刻的重大国策，方法是禁止控制生育。
总体来说，这些转变使国家向更加注重道德转变，而在战争之前这些只是由中产阶级的慈善志愿组织来完成，例如英国的慈善组织和法国的天主教堂。
最终，国家和社会的边界被永久地模糊掉了，但界限也可能因为战争工业关系的改变而更加清晰，除了德国，战前的福利系统主要基于工会组织的兴起，这种组织是自发的，在英国和法国，他们在战争前就采取了许多措施来使这一整体融入国家福利系统。
例如英国1911年就通过了国家保险法案，以及其他许多力图阻止工会的运动，因为这些运动产生了许多政治风波。
与此同时，工会与工厂主就福利也难达成一致，工业的买卖双方最想做的就是不让国家干预，尽管有些工厂主想拉拢国家来承受弹性成本，而工会领袖意识到他们双方的社会成员无法提供足够的帮助。
国家、工会和工厂主可以被看作是三个独立的实体，国家起着控制工会和工厂主之间的矛盾的作用，此外国家还可以维护公共秩序，这就是战争前自由国家的特点。
而在战争期间，正如我们所见，各国政府都迫使工会和工厂主加入了战争。
政府不仅依靠工会的官方合作，还得到了工厂主们的个人支持，其中不乏商业巨头，比如掌握德国军工生产的沃尔特·拉兹诺以及曾在英国政府大有作为的铁路大亨埃里克·格迪。
除此之外，各个工厂主协会也大大帮助了政府处理复杂的平民争斗。
此时在英国，一些大型组织也在悄然兴起，其中就包括英国工业联合会（FBI），其规模可比肩德国中央工业协会以及其他在法国和意大利类似的大型商业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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