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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恰和实际情形相反，恤民之官累设而流亡愈多4，他们不但不能安抚，反加剥削，纵容吏胥里老人等生事扰害。
5正统十年（1445）从张骥言，取回济南等府抚民通判等官。
6一面又于陈州增设抚民知州，令负责招抚7，又置山东东昌府濮州同知、直隶凤阳府颍州府亳县县丞各一员，专管收籍逃户。
8专负抚民的，河南山西巡抚于谦则抚定山东、山西、陕西等处逃民七万余户，居相近者另立乡都里，星散者就地安插。
9可是不到一年，又复逃徙，同书卷一四六正统十一年（1446）十月乙巳条：
河南左布政使饶礼奏：“外境逃民占河南者，近遇水旱，又复转徙，甚者聚党为非。”
另一面则虽设官招抚，逃民亦不肯复业。
例如景泰三年（1452）五月敕巡抚河南左副都御史王暹所言：“河南流民，虽常招抚，未见有复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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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黄册，有逃户周知册，可是都只是官样文章，簿上的数目和实际上完全不符。
由此出现两种现象，第一是户口和土地的减少，第二是分配不均的尖锐化。
成化中（1465—1487）刘大夏上疏言：
今四方民穷则竭，逃亡过半。
版籍所载，十去四五。
今为之计，必须痛减征敛之繁，慎重守令之选，使逃民复业，人户充实，庶几军士可充，营伍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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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户口方面看，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十八户口登耗之异条：
国家户口登耗之异，有绝不可信者，如洪武十四年（1381）天下承元之乱，杀戮流窜，不减隋氏之末，而户尚有一千六百五十万四千三百六十二，口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三千三百五。
其后休养生息者二十余年，至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而户一千六十二万六千七百七十九，口五千六百三十万一千二十六。
计户减二万二千五百八十三，口减三百五十七万二千二百七十九，何也？其明年为永乐元年（1403），则户一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九，口六千六百五十九万八千三百三十七。
夫是时靖难之师，连岁不息，长淮以北，鞠为草莽，而户骤增至七十八万九千五十余，口骤增至一千二十九万七千三百十一，又何也？明年户复为九百六十八万五千二十，口复为五千九十五万四百七十，比之三十五年，户却减九十四万一千七百五十九，口减五百三十五万五百五十六，又何也？……自是休养生息者六十年，而为天顺七年（1463），户仅九百三十八万五千一十二，口仅五千六百三十七万二百五十，比于旧有耗而无登者何也？然不一年而户为九百一十万七千二百五，减二十七万七千八百七十二，口为六千四十七万九千三百三十，增四百十二万九千八十，其户口登耗之相反，又何也？成化中户不甚悬绝，二十二年（1486）而口至六千五百四十四万二千六百八十，此盛之极也。
二十三年（1487）而仅五千二十万七千一百三十四，一年之间而减一千五百二十三万五千五百四十六，又何也？……然则有司之造册，与户部之稽查，皆儿戏耳。
实际上这数目突升突降的古怪，倒并不是儿戏，只是一种虚伪的造作。
洪武十四年（1381）的户口数，也许实际上经过调查，永乐元年（1403）的数字，则只是臣下故意假造，去博得皇帝高兴的趋奉行为。
以后流亡渐多，原额十去四五，册籍只是具文，州县官臆度造报，中央也就假装不知道。
以此忽升忽降，竟和实际情形毫不相干。
在田土数目方面也是同样的可怪，洪武二十六年（1393）时核天下水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到弘治十五年（1502）天下土田只剩四百二十三万八千五十八顷，一百零九年间，天下额田已减半。
12户口和土田日渐消减，当然有其他种种原因，不过，农民的逃亡却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逃亡的情形因政治的腐败而更加速发展，登记人口和土田的黄册制度由之破坏，使农民和土地不相联系。
这导致，一方面统治阶级的基础因之日益动摇；一方面治安不能维持，农民叛乱接踵而起。
此外，逃民此往彼来，被抛弃的土地为地主所兼并，农民却跑到另一地带去和人争地。
土地分配因之愈加不均，地主和贫农的关系也愈趋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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