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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叙事倒错，半沿《旧·传》之误（见前条）。
《通鉴》已书陷沂在四年三月，陷濮在同年十二月，此处不应复出，窃谓段首应补“先是”
二字。
就巢个性观之，似不会随便请降，我以为可有两种解释：（1）缓兵之计。
《旧·传》曾称巢渡淮时伪降于高骈，可互证。
（2）地方官吏伪造以塞责。
关于巢遗裼书，《通鉴》系本自《补实录》；按《旧·纪》，乾符二年七月，裼镇郓，四年三月，巢逐郓使薛崇，似裼在崇前。
但《旧·张裼传》，乾符三年冬出镇郓，四年卒于镇，出镇年月，纪、传不符，又与巢遗裼书不相容（遗书在破沂、濮之后，则应五年初之事），《新·纪》置裼卒于五年，亦自有其理由（《通鉴》更迟在六年三月）。
综合观之，《廿二史考异》五五裼必在崇前之证（见163页注1），仍觉未能确立。
又《通鉴考异》引《补实录》，巢自称黄王，恐不确，见186页注43。
8.从四年年底巢所活动之地区观之，我相信五年之初，巢仍留在滑、濮（濮州是仙芝起义时之老本营），《通鉴》三月下称“黄巢自滑州略宋、汴……黄巢攻卫南，遂攻叶、阳翟”
，其“自滑州”
三字亦表现滑为此次南下发轫之点，余疑攻亳是巢之别队者，职是故也。
不过《通鉴》先言略宋、汴然后攻卫南，显系先后倒错，兹故依南北顺序记之。
襄邑等七县均见《新·传》，唯误以“郏城”
为“郏”
。
《史话》云：“黄巢在曾元裕未到亳州以前，从亳州撤围，北攻宋州、汴州，连破阳翟、叶县，曾元裕的大军就急入洛阳”
；（二一八页）按攻宋汴两句本自《通鉴》，但《通鉴》明言“自滑州”
出发，今臆改为从亳州北攻，殊觉南辕而北辙。
其次，《通鉴》于三月下先书“又诏曾元裕将兵径还东都”
，继又书“诏曾元裕、杨复光引兵救宣、润”
，可见元裕还在鄂东，故令就近驰援宣、润，《史话》竟说元裕北援亳州，又西入洛阳，写成生龙活虎一样，确为腐化之反动军队增色不少，弗知其大错特错也。
9.《旧·纪》，五年二月下云：“尚君长弟尚让为黄巢党，以兄遇害，乃大驱河南、山南之民，其众十万，大掠淮南，其锋甚锐。”
其实此乃巢之本军，让特部帅之一耳，系诸二月，亦失之过早。
抑淮南为南下必经之路，除《旧·纪》外，旧、新《传》均有叙及，《通鉴》乃只字不提，可算一个大漏洞。
至渡淮时间，从前后事情推之，总在六月以前，《旧·纪》三月下称：“黄巢之众，再攻江西，陷虔、吉、饶、信等州”
（末句，《旧·卢携传》同），《新·传》《通鉴》皆袭其文，唯《新·传》不著年月，但《旧·纪》即接称“自宣州渡江”
；按饶、信已在江南，吉、虔更近于五岭，假使攻此数州者为巢之本部，则先经渡江，何来此时又在宣州径渡？司马光知其前后文义不能联接，于是将此一句改为“黄巢引兵渡江”
，且移于“攻陷虔、吉、饶、信等州”
句之上，在文字之外表，诚然得到解决，可是对于事情之实质，依然未有解决。
因为，《通鉴》于八月称，“黄巢寇宣州，宣歙观察使王凝拒之，败于南陵，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入浙东”
，比《旧·纪》著于三月者相差五个月，《旧·纪》究如何错误，未能明白指出，此为第一点。
巢知仙芝（二月）失败后（《考异》引《惊听录》，六年巢回至衡州，“方知王仙芝已山东没陈，又尚君长生送咸京”
，事必不确），方自滑州南下，转战宋、汴、郑、许、汝诸州，再渡淮至江，只此一段曲折行程，已约可三千里，即使日行六十，毫不停留，亦非五十日不办；然巢须沿途掠取物资以谋供给，又常会遇着人力或自然之多少阻抗，而虔州更在江之南千里以上，依此审度，在五年三月底以前，巢军非特不能到达虔州，实亦不能到达长江边缘，此为第二点。
然则《旧·纪》此一节究应如何解释耶？吾人试将前文所记仙芝余部之活动，比合现之，并核其时间、空间（同是三月，同是饶州，又饶、信毗连），便知攻江西断非巢本军所为，仙芝余部固许遥奉巢为主帅，然其混乱之最要原因，还是根于两种史料记载之不同。
盖秉笔者如知重隐等原属仙芝，则特揭其名，不知则统算入黄巢账上，《旧·纪》杂采间事异辞之两种史料，弗能审择，只可于先后两月间用“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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