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酝酿久之，到底有新室的大改革。
这大改革失败了，人们才承认社会组织的不良，为与生俱来，无可如何之事，把病态认为常态了。
所以我说小康的一期，当终于新室之末。
汉代人的议论，我们要是肯细看，便可觉得他和后世的议论，绝不相同。
后世的议论，都是把社会组织的缺陷，认为无可如何的事，至多只能去其太甚。
汉代人的议论，则总是想彻底改革的。
这个，只要看最著名的贾谊、董仲舒的议论，便可见得。
若能细读《汉书》的《王贡两龚鲍》和《眭14两夏侯京翼李传》，就更可明白了。
但他们有一个通蔽，就是不知道治者和被治者，根本上是两个对立的阶级。
不知领导被压迫阶级，以图革命，而专想借压迫阶级之力，以进行社会改革。
他们误以为治者阶级，便是代表全社会的正义的。
而不知道这只是治者阶级中的最少数。
实际，政治上的治者阶级，便是经济上的压迫阶级，总是想榨取被治阶级（即经济上的被压迫阶级）以牟利的。
治者阶级中最上层的少数人，只是立于两者之间，使此两阶级得以保持一个均衡，而实际上还是偏于治者一方面些。
要想以他为发力机，鼓动了多数治者，为被治者谋幸福，真是缘木求鱼，在理论上绝不容有这回事。
理所可有，而不能实现之事多矣，理所必无，而能侥幸成功之事，未之前闻。
这种错误，固然是时代为之，怪不得古人。
然而不能有成之事，总是不能有成，则社会科学上的定律，和自然科学上的定律，一样固定，绝不会有例外。
在东周之世，社会上即已发生两种思潮：一是儒家，主张平均地权，其具体办法，是恢复井田制度。
一是法家，主张节制资本，其具体办法，是（甲）大事业官营；（乙）大商业和民间的借贷，亦由公家加以干涉（见《管子·轻重》各篇）。
汉代还是如此。
汉代儒家的宗旨，也是要恢复井田的。
因为事不易行，所以让步到“限民名田”
。
其议发于董仲舒。
哀帝时，师丹辅政，业已定有办法，因为权戚所阻挠，未能实行。
法家的主张，桑弘羊曾行之。
其最重要的政策，是盐铁官卖及均输。
均输是官营商业。
令各地方，把商人所贩的出口货做贡赋，官贩卖之于别地方。
弘羊的理论，略见《盐铁论》中。
著《盐铁论》的桓宽，是反对桑弘羊的（《盐铁论》乃昭帝时弘羊和贤良文学辩论的话，桓宽把他整理记录下来的。
贤良文学都是治儒家之学的。
弘羊则是法家，桓宽亦信儒家之学），其记录，未必会有利于弘羊，然而我们看其所记弘羊的话，仍觉得光焰万丈，可知历来以弘羊为言利之臣，专趋承武帝之意，替他搜括，实在是错误的。
但弘羊虽有此种抱负，其筹款的目的是达到了，矫正社会经济的目的，则并未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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