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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土豪劣绅之类，即在本地方营高利贷业的，其规模自然较此为小，然其数则甚多，而其手段亦极酷辣。
《宋史·食货志》载司马光疏，说当时的农民，“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
；《陈舜俞传》说：当时放债的人，虽“约偿缗钱，而谷粟、布缕，鱼盐、薪蔌20、耰21锄、斧锜22之属，皆杂取之”
；便可见其一斑了。
大抵借贷有对人信用和对物信用两种。
对物信用，须能鉴别其物，知其时价；对人信用，则须调查其人之财产及行为；亦有一番事情，且须有相当知识。
这在放债者方面，亦须有一种组织。
所以逐渐发达，而成为近代的钱庄及当铺。
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
然其宗旨虽善，而其所主张的方法，则有未善。
这因历代学者，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太深，而对于现实的观察太浅之故。
在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无疑是儒家。
儒家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认识本不如法家的深刻，所以只主张平均地权，而忽略了资本的作用。
这在当时，还无怪其然（古代学问的发达，不能不为地域所限。
儒学盛于鲁。
法家之学，托诸管子，疑其初盛于齐。
《史记·货殖列传》说：太公封于齐，地潟卤，人民寡，太公劝女工，极技巧，通鱼盐，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齐冠带衣履天下。
这或者出于附会。
然齐鱼盐工商之业皆盛，则是不诬的。
齐国在当时，资本必较发达，所以节制资本的思想，就起于其地了），然至后世，学者的眼光，仍限于这一个圈子里，就可怪了。
如前述汉代儒家的议论，即其一证。
宋学兴起，在中国思想界，是最有特色的。
宋儒亦很留心于政治和社会问题。
而纯粹的宋学家，亦只重视复井田为致太平之策，那又是其一证。
然此犹其小者。
至其大者，则未审国家的性质。
不知国家是阶级时代的产物，治者阶级，总是要剥削被治者以牟利的。
其中虽有少数大公无我的人，然而总只是少数。
其力量，较诸大多数的通常人，远觉绵薄。
即使这少数人而得位乘时，使其监督大多数人，不敢放手虐民，即所谓去其泰甚，已觉得异常吃力。
至于根本上改变其性质，则其事必不可能。
如此，所以历代所谓治世的政治，往往是趋于放任的；而一行干涉的政策，则往往召乱。
然则但靠国家之力，如何能均平贫富呢？新莽以此失败了，而后世的人，还是这种思想。
我们试看王安石的《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他说：“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
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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