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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贾谊、董仲舒的议论，便可明白。
文帝亦曾听公孙臣的话，有意于兴作。
后因新垣平诈觉，牵连作罢。
这自是文帝脑筋的糊涂，作事的因循，不能改变当时的事势。
到武帝，儒学遂终于兴起了。
儒学的兴起，是有其必然之势的，并非偶然之事。
因为改正制度，兴起教化，非儒家莫能为。
论者多以为武帝一人之功，这就错了。
武帝即位时，年仅十六，虽非昏愚之主，亦未闻其天亶夙成，成童未几，安知儒学为何事？所以与其说汉武帝提倡儒学，倒不如说儒学在当时自有兴盛之势，武帝特顺着潮流而行。
儒学的兴起，虽由社会情势的要求，然其得政治上的助力，确亦不少。
其中最紧要的，便是为五经博士置弟子。
所谓“设科射策，劝以官禄”
，自然来者就多了。
儒学最初起的，是《史记·儒林传》所说的八家：言《诗》：于鲁，自申培公；于齐，自辕固生；于燕，自韩太傅。
言《书》，自济南伏生。
言《礼》，自鲁高堂生。
言《易》，自菑川田生。
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东汉立十四博士：《诗》齐、鲁、韩；《书》欧阳，大小夏侯；《礼》大小戴；《易》施、孟、梁丘、京；《春秋》严、颜（见《后汉书·儒林传》。
《诗》齐鲁韩下衍毛字），大体仍是这八家之学（惟京氏《易》最可疑）。
但是在当时，另有一种势力，足以促令学术变更。
那便是第五章所说：在当时，急须改正的，是社会的经济制度。
要改正社会经济制度，必须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而在儒家，是只知道前一义的。
后者之说，实在法家。
当时儒家之学，业已成为一种权威，欲图改革，自以自托于儒家为便，儒家遂不得不广采异家之学以自助，于是有所谓古文之学。
读第五章所述，已可明白了。
但是学术的本身，亦有促令其自起变化的。
那便是由专门而趋于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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