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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陆路之交通，《魏书》所载，有南天竺国。
世宗时，齐东昏侯永元二年至梁武帝天监十四年。
其国王婆罗化遣使献骏马、金银，自此每使朝献。
南天竺去代三万一千里，次南天竺之下者为叠伏罗，去代三万一千里，其国当亦在印度。
世宗时，其国王伏陁末多尝遣使献方物。
次叠伏罗之下者为拔豆，去代五万一千里，其相去似大远，岂五万为三万之讹，其国亦在印度欤？在赊弥南之乌苌，即《西域记》之乌仗那，其国在北印，《魏书》不言其有所交通。
其西之乾陁，即健陁罗，则为（左口右厌）哒所羁制矣。
中国东南面海，西北连陆，北方多游牧民族，惟事侵略，西方则不然，其国多系文明之国，我之文明，能裨益彼者诚不少，彼之文明，能裨益我者亦孔多也。
近年英、俄、法、德考古家，在新疆发见古书，有与印度欧罗巴语类者，以其得之之地，名之曰焉耆语、龟兹语，焉耆语行于天山之北，龟兹语行于天山之南，予疑龟兹语为塞种语，焉耆语为乌孙等游牧民族语，已见《秦汉史》第五章第四节。
烈维《龟兹语考》云：据迈埃（Meillet）研究，其语特近意大利色特（Italo-Celtes）、斯拉夫（Slaves）、希腊（Héllénes）诸语，实难纳诸一类语言。
与印度伊兰语，又不相类。
中国初译佛经，在二世纪时，其语，有非印度元文所能对照，必用龟兹语，始能解其音译者，此文亦在《史地丛考》中。
此可见西域诸国自有其文化，非尽受之于人，而其有裨于我者为至大也。
当时西域诸国文明富厚之情形，读前文所述龟兹、焉耆之事，已可概见。
王国维《西胡考》曰：魏、晋以来，草木之名，冠以胡字者，其实皆西域物。
予谓不仅此。
《续汉书·五行志》曰：“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
凡一种文明，由贵族传入者，在当时恒为侈靡之事，久之，流衍于民间，则为全群之乐利矣。
此等器物、技艺，有益于我者，实亦甚深，参观以下各章可见。
西域诸国人入中国者亦甚多。
胡本匈奴之名，久之，中国人乃（左贝右也）以称北方诸民族。
在匈奴之东者曰东胡，乌丸、鲜卑之先是也。
在匈奴之西者曰西胡，亦曰西域胡。
匈奴亦黄种，容貌与中国人同，一同化即不可复别，西胡则为深目高鼻之族，文化虽已交融，容貌不能骤变，魏、晋而后，胡名遂稍为所专。
既惟称此种人为胡，则东西之名，可以不立。
此说详见予所撰《胡考》。
在《燕石札记》中，商务印书馆本。
知此，则知西域人入中国者之多，亦知中国与西域关系之密矣。
又不特中国，北方之游牧民族，与西胡关系亦深，此事须统观隋、唐以后史实，方能明之，然观第八章第三节及下节，亦可见其端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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