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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这时代的经济情形，最好是看《史记》的《货殖列传》。
然《货殖列传》所载的，只是当时的大富豪。
至于富力较逊，而性质相同的（小地主、小工商及小的高利贷者）那就书不胜书了。
精神现象，总是随着生活环境而变迁的。
人，是独力很难自立的，所以能够生存，无非是靠着互助。
家族制度盛行，业已把人分成五口八口的一个个的小单位。
交易制度，普遍的代替了分配、互助之道，必以互相剥削之方法行之，遂更使人们的对立尖锐。
人在这种情形之下，要获得一个立足之地甚难，而要堕落下去则甚易。
即使获得了一个立足之地，亦是非用强力，不易保持的。
人们遂都汲汲惶惶，不可终日。
董仲舒说：“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史记·货殖列传》有一段，剖析当时所谓贤士、隐士、廉吏、廉贾、壮士、游侠、妓女、政客、打猎、赌博、方技，犯法的吏士、农、工、商贾，各种人的用心，断言他的内容，无一而非为利。
而又总结之曰：“此有智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韩非子》说：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
无饥寒疾病祸罪之殃，而独以贫穷者，非侈则惰。
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显学篇》）。
话似近情，然不知无丰年旁入之利，无饥寒疾病祸罪之殃的条件，成立甚难；而且侈惰亦是社会环境养成的。
谁之罪？而独严切地责备不幸的人，这和“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的精神，竟不像是同一种动物发出来的了。
人心大变，此即所谓乱世。
孔子所谓小康之世，大约从有史时代就开始的。
因为我们有确实的历史，始于炎黄之际，已经是一个干戈扰攘的世界了。
至于乱世，其机缄，亦是早就潜伏的，而其大盛，则当在东周之后。
因为封建制度，是自此以后，才大崩溃的（封建制度的崩溃不是什么单纯的政治作用，实在是社会文化进步，而后政治作用随之的，已见第三章。
新文化的进步，就是旧组织的崩溃）。
然在东周以后，社会的旧组织，虽已崩溃，而人们心上，还都觉得这新成立的秩序为不安；认为他是变态，当有以矫正之。
于是有两汉时代不断的社会改革运动。
酝酿久之，到底有新室的大改革。
这大改革失败了，人们才承认社会组织的不良，为与生俱来，无可如何之事，把病态认为常态了。
所以我说小康的一期，当终于新室之末。
汉代人的议论，我们要是肯细看，便可觉得他和后世的议论，绝不相同。
后世的议论，都是把社会组织的缺陷，认为无可如何的事，至多只能去其太甚。
汉代人的议论，则总是想彻底改革的。
这个，只要看最著名的贾谊、董仲舒的议论，便可见得。
若能细读《汉书》的《王贡两龚鲍》和《眭14两夏侯京翼李传》，就更可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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