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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的人，以此沾沾自喜，也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的。
所谓古文，大部分系古代的言语。
其中亦有一部分，系后人依据古代的语法所造的，从未宣诸唇吻，只是形之楮墨12。
然楮墨之用，亦系一种广义的语言。
既有其用，自不能废。
而况纸上的言语，有时亦可为口语所采用。
所以排斥文言，也是偏激之论。
文以载道，文贵有用之说，极为近人所诋毁。
此说固未免于迂，然亦不能调其全无道理。
近人袭西洋文学的理论，贵纯文学而贱杂文学，这话固然不错。
然以为说理论事之作，必是杂文学，必写景言情之作，而后可以谓之纯文学，则是皮相之谈。
美的原质，论其根柢，实在还是社会性。
社会性有从积极方面流露的，如屈原、杜甫的忠爱是。
有从消极方面流露的，如王维、孟浩然的闲适是。
积极的人人所解，消极的似乎适得其反，其实不然。
积极的是想把社会改好，消极的则表示不合作。
虽然无所作为，然（一）使人因此而悟现社会之坏，（二）至少亦使社会减少一部分恶势力，其功效也还是一样的。
文字上的所谓美，表面上虽若流连风景，其暗中深处，都藏有这一个因素在内。
诗词必须有寄托，才觉得有味，真正流连风景的，总觉得浅薄，就是为此。
然则文字的美恶，以及其美的程度，即视此种性质之有无多寡以为衡，其借何种材料而表现，倒是没有关系的。
忧国忧民，和风花雪月，正是一样。
以说理论事，或写景言情，判别文学的为纯为杂，又是皮相之谈了。
文以载道，文贵有用等说，固然不免于迂腐。
然载道及有用之作，往往是富于社会性的，以此为第一等文字，实亦不为无见，不过抛荒其美的方面，而竟以载道和有用为目的，不免有语病罢了。
中国的有史籍甚早。
《礼记·玉藻》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郑《注》说：“其书，《春秋》《尚书》其存者。”
（《汉书·艺文志》说“右史记事，左史记言”
是错的。
《礼记·祭统》说“史由君右，执策命之”
，即右史记言之证）这大约是不错的。
《周官》还有小史，记国君及卿大夫的世系，是为《帝系》及《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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