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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阶级社会的，从此，政治关系的宗法化和宗法关系的政治化就伴随始终。
“国家”
是以帝王为家长的大家庭，国家大事无非是皇帝的家务事；反之，每个小家庭也是国家的延续部分，政府有权干预任何家庭琐事和个人私事。
这些立足于自然经济之上的小家庭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
一袋“马铃薯”
，“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61]。
这种牢固的宗法政治体制从奴隶制时代即已开始形成，并为中国进入封建社会而准备了现成的社会组织形式。
就这样，东西方两大民族在跨入文明社会之际，就以不同的姿态站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入口，准备朝不同的方向进发。
当人类的一群脉管里沸腾着炎黄之血，同心同德地向大自然作顽强的斗争时，人类的另一群则按照杀父的英雄们所制定的法律，获得了个人对社会的独立。
后来的整个历史发展，则好像处处要将这两大文明民族作一个有趣的对比。
世界历史仿佛跟人类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它使中华民族在希腊人的祖先还盲无目标地游**于欧洲大陆时，就在黄河流域创立了“焕乎其文章”
的原始社会灿烂的文化；但它又让古希腊罗马奴隶社会文明之光在西方天空上映射出绚丽的云霞，却给中国人留下一个充满着精神压力，以几乎看不出的步子缓慢前行的、半原始半奴隶制、半奴隶制半封建的沉重包袱。
似乎为了补偿这一点，它慷慨地赐给华夏后裔们两千年“礼仪之邦”
的举世无双的封建文化，却听凭西方中世纪社会在迷信、愚昧和黑暗之中挣扎了一千年。
最后，当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以史无前例的加速度飞升到人类文化的高峰时，它却让中国人背负着自己的历史包袱老在起跑线上踟蹰不前，使我们至今还必须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去“赎”
自己的“原罪”
。
中西历史进程的这种“交相胜”
，其秘密何在呢？
如果可以把整个历史运动归结为人与物（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西方进入阶级社会时，是通过人与物的关系来实现人与人的关系，中国则相反，是通过人与人的关系来实现人与物的关系。
前者是商品经济的特点，它在西方奴隶制社会中发展起来，经过中世纪的自身回转，而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勃兴提供了更广阔的基础；后者是自然经济的特点，它继承着农业民族在原始公社末期的经济模式，在奴隶社会中几经商品经济的冲击，到封建社会终于形成了一套限制商品经济、维持自身稳定的机制，而当这一体制走完了它的上升道路时，却难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向更高的阶段迈进。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多次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生产与古代奴隶社会的商品生产相比拟，同时又将中世纪和亚洲古老帝国存在的基础归结为同一个自然经济。
中西方各自按照自己的特点所走过的这两条“否定之否定”
曲线，是否有可能在当代中西文化大融合的趋势中共同为下一个否定奠定新的“正题”
呢？
中西两种文化的经济、政治环境的差异之大，一至如此。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在这两种文化土壤上生长出来的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各具有怎样不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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