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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个体意识在政治上必然要以契约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正如黑格尔说的：“照原子论的政治学看来，个人的意志本身就是国家的创造原则……而共体或国家本身只是一个外在的契约关系。”
[99]因为，即使是独立自为的个体的人，也仍然是社会性的存在；当个体打破了原始氏族血缘关系而取得自身的独立时，除了个体与个体之间通过自己的自由意志而建立的契约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将他们重新结合为一个社会整体。
所以近代西方的社会学家和法学家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引用古希腊罗马的例子，通过契约关系来解释国家和法律的起源及必要性。
这与中国人直接从父子、家庭和血缘关系中引申出国家的根据是两条截然不同的思路。
近年来人们已经发现，中国古代人文主义与西方人文主义对于“人”
的理解是不同的，西方人理解的“人”
是个体独立的人格，中国人则理解为群体的天然分子[100]。
看来，这一区别一直要追溯到古希腊和中国的先秦。
在普罗塔哥拉看来，“人（ανθρωπο?）”
这个字首先意味着个别的人[101]，此外又用来指一般的“人类”
。
亚里士多德说得更清楚：“‘一个人’和‘人’乃是一回事，‘存在的人’和‘人’也是一回事……‘一个存在的人’并未在‘存在的人’上面加上什么东西。”
[102]与此相反，在孔子时代的人看来，“人”
这个字除了指一般人类外，主要着眼于“他人”
，即除自己以外的一切别人，如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都是指与个人（己，吾）相对的群体。
[103]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个人本来就处于群体的自然关系之中，当然用不着一套外在规定的“契约”
来规定人与人的基本关系了。
由此看来，享有“西方的孔子”
盛名的苏格拉底与孔子实在是貌合神离，虽然他们都注重自我修养和对人的伦理关系（善）的研究，但苏格拉底从个人内心的“灵异”
出发，不断地将“美德”
作为“知识”
来追求，孔子却在令人畏惧的“天命”
的要求下，用“爱人”
来实现道德的“仁”
。
苏格拉底以后，希腊人的自我意识进入了一个“自身异化”
的时代。
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伊壁鸠鲁反对斯多葛派，实际上都可看作自我意识的反异化斗争，但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异化的道路。
自我意识一旦作为自我意识而确立，它的进一步发展必然是自身的异化，那各个独立自主的个体自愿订立的、使他们相互外在地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契约，必然僵化和固定为与每个人对立、强制每个人服从的外在力量，它必然由每个个体自由意志的产物上升为压制一切自由意志的唯一意志（专制）。
作为苏格拉底的“衣钵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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