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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情美”
的发现几乎是与“自然美”
的发现同步的。
在魏晋人物品藻中，最美、最具才情的人物往往也被看作最美的、最具风情的自然景物，如“濯濯如春月柳”
“轩轩如朝霞举”
“肃肃如松下风”
，即便死了，也如“埋玉树着土中”
“足以映彻九泉”
。
魏晋名士们不但是人情美的鉴赏家，同时也是自然美的鉴赏家：
王子敬云：“从山**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顾长康从会稽还。
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就这样，人情与山水，成了魏晋风度的日月双璧。
它们都是“以形媚道”
“以形体道”
，即以其自然的风貌、风神、风姿、风度，体现了生生不已的虚无本体——自然之道。
于是玄言诗也就成了从人物美到山水诗的中介。
有学者已指出，“刘宋初期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是直接由永嘉以来的玄言诗发展演变而来的”
[579]，我们认为，永嘉以来的玄言诗又直接地是正始以来人物品藻的产物。
这三者，一则为“神超形越”
的人物品评，二则为“但陈要妙”
的抽象说理，三则为“澄怀味象”
的山水鉴赏，但一以贯之的，仍是那对生命的永恒本体的追求。
魏晋人物品藻中所赞赏的，不是如希腊人为之倾倒的竞技场上的力敌万夫，或特洛伊勇士们的英武过人，也不是战国策士的风尘仆仆、纵横捭阖，或两汉儒生的皓首穷经、道貌岸然，而是那些“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580]的超凡脱俗、飘逸不群的风流名士，他们正是以其玄远的风神才情体现着同样玄远的虚无本体，而获得审美的最高品位的。
那么，既然“嘉彼钓叟，得鱼忘筌”
，又何妨以玄对玄，直陈玄理？这才有“平典似道德论”
[581]的玄言诗。
正是在玄言诗中，不少诗作“集山水与玄理于一体，而寄玄理于山水，通过山水景物的刻画，或表现得意忘象的玄理，或表现齐万物、一生死的玄旨，或表现逍遥自放、无为自得的玄趣，而其中对山水景物的描绘，有些甚至可以与后世山水诗中的山水形象争艳”
[582]，发展到后来，才有了“篇篇有玄理，篇篇有山水”
的谢灵运山水诗。
以谢灵运诗为代表的刘宋山水诗的兴起，意味着魏晋名士由人物而玄言，最终在“以形媚道”
的自然景物那里，达到了“天人合一”
的太一境界。
因此，谢灵运的山水诗标志着“哲学的艺术”
的完成，也标志着它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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