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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接触到美学中的价值论的是帕日特诺夫的“生产说”
和康德拉钦科的“评价说”
。
帕日特诺夫正是通过对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才打破了苏联传统形式主义（认识论和反映论）的局限，开始向一种表现论美学靠近。
他不是空谈“价值”
，而是在人类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过程中去研究这个生产劳动本身的审美特性，得出了这样一个美的定义：美在其普遍性方面应被确定为“人的自由在自然界和社会界的客观的、感性—对象的表现形式”
[816]，换句话说，美就是人的自由的对象化表现。
在他看来，这种表现首先在劳动、实践中实现出来。
劳动使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
，从而使自然社会化了，这就使人能自由地利用自然物来表现人自身的创造能力。
人欣赏对象，无非是欣赏对象化于其中的人的本质力量。
有些对象即使未受到人类实践的改造（如太阳、星空等），人也能在精神上掌握它们，人的这种能力仍然来自实践。
如果把人的审美和艺术从实践中划分出来，就会成为空谈的形式主义（！
），人类艺术活动与生产实践相脱离这一事实并不能否认艺术本质上是生产这一实质。
帕日特诺夫的反对者指出，他的错误在于没有把艺术看作一种精神生产，而是当作现实本身，使艺术活动与物质生产劳动等同起来了。
但这一错误是必然的：在社会科学的形式主义前提下，要反对艺术的形式主义，就只有将艺术等同于非艺术的客观社会现实（内容），取消艺术的精神性。
不过，尽管如此，他也的确给重新理解艺术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艺术不是为了“反映”
人的需要，它本身就是人的需要。
康德拉钦科从另一方面，即价值评价的主观方面来寻找审美关系的基础。
他认为，美作为效用，不是对象的性质，而是对对象的评价；所评价的也不是对象，而是表现在对象中的创造能力。
自然派和社会派首先在客观对象的“审美属性”
中寻找审美关系，这在方法论上犯了根本性的错误。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中存在的一切都看作人的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斗争的产物，只有从人的需要和社会进步的需要才可能解释审美关系[817]。
不过，他对反映论和价值论美学的根本基石——美的客观说的论战，最终仍然回到了客观论的基础上来，因为他的“评价”
和“效用”
并不是人的精神特征，而是人的物质需求，在这方面他与帕日特诺夫犯了同样的错误。
苏联美学界在其发展历程中，已越来越注重从人的主体性，而不是从对象（自然和社会）的客体性来理解人类的审美活动。
但由于它固有的社会科学的形式主义局限，它只能在这一矛盾的网罗中苦苦挣扎。
这说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还没有真正吃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因而还未能使唯物主义哲学本身成熟到可以把握精神现象。
人类精神现象的特殊性及其哲学意义始终在他们视野之外，被拱手让与了唯心主义；他们顶多对此有生理学和心理学（特别是巴甫洛夫的生理—心理学）的考察；他们所理解的“人的价值”
也多半是社会群体的抽象价值（社会进步），因而更接近于中国古代美善同一、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东方式的传统。
这也可看作当代中国一大批美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苏联美学亦步亦趋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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