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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出成绩，不求表扬，干错了，自动下台！
1979年起，东莞县委县政府开始对全县各乡镇进行政策引导，对土地作了相应的结构调整，尤其把大量不适合种水稻的地方都改种水果。
有了好的思路就有了一切，但在好思路和一切之间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当时东莞县委那班人在如何调整好农业结构这个问题上颇费了一番脑筋。
李近维回忆说：“实际上，东莞调整种植结构，是在实践的探索中不断解放思想的。
‘文革’期间，由于天天批‘重钱轻粮’、‘重副轻农’、‘重个人轻集体’，批‘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加上粮食征派购任务过重，以粮为纲实际成了以粮‘唯一’，为了完成粮食任务，只好水稻上地，甘蔗上山，其他经济作物也就‘上天’了。
那时不但处处种粮，还要一年三熟四熟，而水稻有强烈的季节性，，结果农忙时忙不过来粗耕粗种，还要动员工人学生支农，农闲时却没有事干，浪费劳力。
高高低低全都种粮，不是受早就是受涝，农业生态也不好，病虫害特别多，生产成本相当高。
再说，种植业结构的单一使得食物结构也单一，对粮食的压力也就越大，形成薄收一广种、广种一薄收，越是种粮粮食越不够吃。
为了既能完成粮食征派购任务，又能摆脱这一恶性循环，我们从不宜种水稻的高岗沙质地改种花生做起，粮油轮作，培肥地力，提高水稻单产。
种花生增加食油，花生数还可养猪，油和肉多了，也减轻了粮食的压力。
接着把低洼地的稻田恢复养鱼，并逐步腾出土地发展水果等经济作物。
收益增加，人的积极性逐步提高，原来越徽越穷、越穷越徽，这时变得越勤越富、越富越勤了，许多人甚至端着饭去听种水果的技术讲座。
到1984年，我们又推出了两项措施：一是免收农林特产税，后来省财政有意见，我们也只收上缴省的部分，属于县分成的那部分依然让利给农民，以调动生产积极性；二是对公粮、余粮、三超粮等征派购任务，让农民可以到市场买回来交售，也可以交代金和差价，由粮食部门统一组织回来交售，从而腾出更多的土地发展经济作物，做到适地适种、适销适种。
当时的东莞基本上是按等高线种植的：最低层养鱼，高一点种水稻，再高一点种花生、种蔬菜，再上面种柑橘、种荔枝，再高上去就是种树、种竹子了，一层一层去利用。
最高峰的时候，东莞县110多万亩耕地，有一半以上种上了经济作物，其中，香蕉、荔枝各17万多亩，橙、柑、橘22万多亩，蔬菜30多万亩。”
春潮一阵阵拍打着海岸。
许多东莞人还记得当年改种经济作物时的情景，一位当年高涉某村的农民回忆说：“当时我们村支书不知从哪里剪了一大截橙子树回来，就那么一截，绿绿的叶子中间居然长满了那么多的橙子，我们都围着看来看去，觉得真的很神奇。”
农村几千年搞单干，生产力却总是上不去，总是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折腾来折腾去，穷了山穷了水，也穷了农民们的积极性。
但眼前的神奇一下子给农民们提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想象空间。
在对新生活的渴盼中，农民们积极性空前高涨，纷纷引种经济作物。
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变换一下机制，土地就能生钱、长钱、钱上滚钱。
奇了！
这一切现在看似简单，但一下子打破沿袭多年的以粮为纲的农业格局，这在当时的中国，不得不说是一个思想大突破。
土地本无灵性，但在充满灵性的人手中，便会产生灵性；土地不能再生，但在新的机制下，却可以萌发生机，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笔者在翻阅当年的一些背景资料时，也陷人沉思，东莞最初的农业商品化改革确实在全国先行了一步，同时也明白了作为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于光远在听完李近维的汇报之后为何如此兴奋。
先说1979年，中央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给东莞农村自发先行继而政府引导的农业经济商品化的改革，提供了政策保障。
这个政策无疑是给农村这片干旱多年的土地上送来一场春雨。
东莞人正是在这样的政策大背景下，思想获得进一步的解放，开始了改革的大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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