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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已经有一个方案了。”
李近维所说的方案就是后来他在东莞市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
关于方案的成因，在李近维写的一篇怀念任仲夷的文章中，有这样的一段叙述——1993年，不少地方不同程度地出现经济过热现象，有的不顾客观条件，大搞开发区，盲目举债，高息集资。
当时我在惠州市工作，深感问题严重，但还来不及解决。
1994年春我又调回东莞工作了，这时，东莞的经济比我1988年离开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高息集资的风险问题同样也存在。
当我布里迅速清还高息集资款、降低集体资产负债率、防范经济风险时，遇到了胆力，有些人说这样做太保守，是思想不解放。
这时，东莞市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也在紧张的筹备之中，为了把握好前进的方向，我又叩开了任老的家门。
我半开玩笑地对任老说：上次您给我“批发”
的已经“零售”
得差不多了，现在又要“提货”
了。
任老谦虚地说：现在不是你来“提货”
，而是我要向你们“提货”
了，你们工作在第一线，手里都是鲜活的东西，你不“批发”
给我，我的脑子就空了。
任老指出，“对发展的数字也要科学地看。
新中国成立后，从数字统计上看，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上属于最快的国家之一。
但我们国家现代化程度提高得并不快，人民生活还很贫穷，在改革开放前，有些地方甚至比50年代还有所下降。
原因虽然有多方面，但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自觉地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生产目的不够明确。”
任老说，“发展必须讲求效益，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那种不顾客观条件的盲目发展，最终只能阻碍发展，破坏发展。
发展的确是硬道理，但客观规律却是更硬的道理。
违反客观规律，硬发展是没道理！”
任老的一席话钾地有声，道出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客观规律的真理，使我茅塞顿开，打消了顾虑，明晰了东莞进一步发展的思路。
关于“第二次工业革命”
提出的背景和思路，李近维这样告诉笔者：“我1994年再调回东莞工作时，就感觉到东莞原有的发展模式即将走到极限，再不转变，就不能继续前进，而这十几年的发展也为我们转向新的阶段打下了基础。
如果我们错过这个时机，就会后悔莫及。
所以这时我就借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么一个词，对东莞的产业进行转型升级。
但转型升级是需要时间的，首先要提高经济管理水平，从内涵挖掘潜力，提高经济素质，眼下最关键的就是要解决经济风险这个问题。
其实我在惠州时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这不是个别地方的事，不少地方都同样存在。
我们的经济建设中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尤其是高利息集资发展，利息那么高，甚至30厘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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