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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一个设在上海的共产党秘密机关被敌人破坏，敌人不仅抓获了一些共产党人，而且还知道贺龙到了上海，下令严密搜查。
为此，周恩来通知贺龙：立即停止一切活动，严密隐蔽起来，自然也取消了他赴苏联学习的行程。
另外，周恩来由此想到了如何确保设在上海的党中央的安全大事，遂“对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机关进行整顿，将原有的特务股改总务、情报、行动三科”
，一步一步地发展壮大，“为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搜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的同志”
，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此乃后话。
诚如前文所述，临时中央在十一月会议的“左”
倾盲动主义的指导下，“特别是那种不顾客观条件的蛮干，在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使大革命失败后艰难地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进一步遭受损失，因而逐渐引起党内不少人的反对”
。
但是，瞿秋白等同志不顾客观形势的发展，依然根据十一月扩大会议规定的“现时形势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总策略”
，幻想在全国形成总暴动。
为此，在决定发动广州暴动的同时，还决定发动两湖暴动、武汉暴动、长沙暴动、上海暴动，以及北方顺直“大暴动”
。
结果，给党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由于周恩来回到中共中央工作不久，对整个形势一时还来不及有清楚的了解，仍然认为依目前中国工农群众需要革命的情形看革命潮流并没有低落，而是在继续高涨，但由于他历来注重实际，所以很快就感到各地盛行的军事冒险行动是危险的，会招致重大损失。
在讨论《浙江目前工农武装暴动计划大纲》的时候，他就明确指出：这一布置太乐观了！
会后，由他起草写给浙江省委的指示信中写道：“各县农暴还未发动群众使土地革命深入，便先计算到扑攻省城，这不仅客观事实不能做到，即在主观上勉强去做也必是专靠几杆枪的军事投机行动。”
同时，他还认为：“这一种斗争必须是群众的，然后才能发展到暴动的局面。”
“只要有了得力的党的组织的领导，割据的暴动局面可以创立起来。”
这样，就势必与瞿秋白等的意见相左。
在瞿秋白看来，蒋介石的复出，不仅不能弥合国民党的分裂，而且还会把争权夺利的丑剧推向**。
因此，他的结论为：“这正是全国暴动的最好时机。”
但是，周恩来则认为，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争斗无论有多么激烈，但他们对待共产党人，尤其是在对待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暴动方面却是一致的。
因此，他认为在制订暴动计划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对此，瞿秋白等认为周恩来对形势估计过分悲观；而周恩来却坚持是在全面估量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后得出的结论。
最后，瞿秋白说道：
“那就让广州暴动的事实说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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