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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尤其是周恩来认真地研读了罗亦农的答辩书。
在周恩来的参加下，政治局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通过了《关于湖北党内问题的决议》，肯定了罗亦农上年十月间在长江局“反对马上暴动是对的”
，批评了一部分同志不顾及实际条件就决定暴动，“是有玩弄暴动的危险的”
。
十一日，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关于湖北工作的文件。
十四日，中央发出给湖北省委的信，指出：“中央认为你们有无政府党与盲动主义的倾向，即是认为一切的斗争都是暴动，无往而不暴动，一切解决于暴动。”
要求湖北省委“赶快停止无政府党、盲动主义的行动，很艰苦的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工作，在领导工农群众的日常的斗争中，去发动与创造群众的革命大潮”
。
为了妥善解决湖北问题，遂决定派遣李维汉到两湖去，“停止两湖同时搞阴历年关总暴动”
。
诚如前文所述，这时的周恩来虽然没有全面认识党的“左”
倾错误，但他在血写的教训中渐渐清醒，并努力通过具体的工作，把不必要的牺牲减少到最低限度。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忙于解决上海暴动的问题。
所谓上海暴动，是由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江苏宜兴、无锡的农民相继暴动起来，斗争是英勇的。
这就引起了上海暴动问题，即以上海响应宜兴、无锡暴动的倾向在江苏省委中发展起来”
。
并认为“今日上海举行暴动，可说比从前三次大暴动（即三次工人起义）的时机尤为成熟”
。
“应即召集活动分子大会讨论执行。
绝对不准丝毫犹豫，凡犹豫不积极执行者，省委必须不容情的予以最严厉之处罚”
。
更为可笑的是，他们还想出了发动上海群众举行暴动的特别方法：“先用几个武装的红色恐怖队去一厂一厂地威吓工人罢工，如此弄成总罢工，这样，暴动就可以起来而获得成功！”
结果，诚如李维汉所说：“他们这样做反而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
对此，熟悉上海情况的周恩来积极向中央建议，及时地纠正了这种错误的暴动形式。
但是，如何才能把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以及它的数十万产业工人发动起来，重新投入到无产阶级革命大潮中去呢？这成为周恩来所面对的且又必须解决的一大课题。
为此，他经常与中央妇委、江苏省委等有关的负责同志谈话，希望能把红色革命的摇篮——上海，搞成为中国的巴黎和莫斯科。
一天，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向他汇报工作，二人就此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陈乔年回到上海之后，在此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坚持地下斗争是很不容易的。
他经常不断地变换斗争方式，巧妙地和敌人周旋，才确保江苏省委安全地进行工作。
或许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擦亮了他的眼睛，也或许是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促他深省，他对中国现阶段的革命形势和任务渐渐地认识得更清楚了。
他不赞成在全国盲目暴动，更不赞成在上海再搞什么样式的起义。
为此，他脚踏实地，“秘密地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联络同志，召开会议，部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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