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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江暴动局势紧张时，任省委、特委如何指示，下级党部亦无法可以号召。
及群众自发起后，党的领导力量也极弱”
。
城市支部减少，秘密工作尚差。
上之如省委，次之如广东、汕头市委，都被全部破获。
有的党员只知表示个人勇敢，反对秘密工作。
有的却只顾个人安全，躲藏不见。
周恩来在广东进行的实地调查研究，使他全面地了解了城乡基层的实际情况，得出了“它的力量决难发动暴动”
的正确结论。
自然，这也是周恩来自觉地对去年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路线的否定。
正当他严密思索如何结束这盲目暴动所造成的无谓牺牲的时候，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在二月二十五日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该决议案是由“苏联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等所提出之草案”
。
它明确提出：
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
民权革命在经济上既没有完成（土地革命及封建关系之消灭），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权斗争上也没有完成（中国之统一及民权解放），在政权的阶段性上更没有完成（工农独裁制）。
认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已经生长成了社会主义的革命之主张，是不对的。
同样，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
（共产国际执委驻中国代表之主张）也是不对的。
要想跳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同时并认为革命为“不断革命”
之倾向，其错误与托洛茨基一九○五年时的错误相类似。
如此设问并且得出“不断革命”
的答案，显然是将中国革命之最大特性，就是半殖民地的革命，一笔抹煞，所以这种错误大为有害。
该决议案在批评罗明纳兹提出的“左”
的“不断革命”
理论的同时，还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目前全国还未出现革命运动新**”
。
该决议“给予广州起义以高度的评价，但对国际代表诺伊曼在广州起义时的具体指导提出了批评”
。
实事求是地说，该决议案“对纠正‘左’倾盲动主义起了重要的作用”
。
同时，也证明周恩来在广东基层调查研究后所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
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后，一是需要学习、研究，并对照检查前一段执行“左”
的“不断革命”
论的错误，再是中共中央于三月底收到共产国际来电，让六大代表到莫斯科去开会。
这样，六大开会的地点最后总算确定下来。
因此，党中央要周恩来结束在广东的工作，立即返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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