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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据正史记载：即使到了一九三一年四月顾顺章叛变前后，顺直省委遭到破坏，党中央还再次把胡鄂公、杨献珍等同志派往北平、天津，恢复遭到破坏的顺直省委。
综上所述，这时的胡鄂公是党的秘密党员，且和中央特委会保持着绝密的单线联系，他在做上海政界方面的统战工作，自应首先知道好友杨度的政治倾向。
换句话说，杨度作为急剧转向的政治家，他会从好友胡鄂公的身上嗅出特有的政治气息。
因此，他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寻找共产党，也自然应该首先想到胡鄂公。
结论：杨度通过胡鄂公向中共中央反映自己的政治要求，比上述那个“王老九”
更为可信。
因此，这部拙作就是以此为契机，逐步地又是艺术地再现杨度和党的关系。
杨度为什么要求晋见周恩来呢？原因有二：
一、诚如前文所述，杨度是一位笃信真理的大儒。
他历经自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深感只有共产主义能救中国；与此同时，他被无数烈士的鲜血擦亮了眼睛，看清了孙中山先生的不肖子孙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完全抛弃了三民主义，正在建立类似袁世凯的独裁政权。
为此，他下定决心，在历史急转弯的关头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按照上述的推理，他应当向胡鄂公等人**心迹。
像这样重大的事情，胡鄂公难以做主，一定要通过陈赓向中央负责组织问题的周恩来反映。
二、杨度南下留沪期间，他的同乡老友章士钊俨然已是上海的第一大律师了。
同时，他还受聘为杜月笙的首席律师。
杜要章为他撑门面，章也需要杜的帮会势力做后盾，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相处极好，一直保持到杜月笙死于香港。
这时的杜月笙虽是上海知名的闻人，但他深知自己与学问无缘，是难以在上层社会中露脸显面的，也难以造就更大的事业。
因此，他需要章士钊这样的通硕大儒来提高他的身价、地位和名望。
当杜听说袁世凯的重臣杨度到了上海，且过着清寒卖字为生的日子，遂请章士钊出面向杨投递门帖，公开声称拜杨为师。
对此，杨度不能不想起当年张作霖请他入阁的往事，所以他又像当年请教李大钊那样，通过老友胡鄂公等人向周恩来请示将如何走活这步棋。
周恩来少有大志，远在南开中学读书期间就思索救国之路。
因而，他清楚记得杨度等“筹安会六君子”
捧窃国大盗袁世凯当皇帝的丑剧；自然，他也知道北洋军政府通缉杨度，迫杨避患津门的往事。
不久，周恩来东渡日本求学，翌年回国，因参加五四爱国学生运动被捕入狱；出狱不久，遂西渡欧洲勤工俭学，一去四载。
在这期间，他不大可能知道杨度的行踪和政治信仰的猝变。
但是，当他于一九二四年初秋回到广州之后，他一定会获悉杨度愿“从公奔走”
以及和中共的领袖人物李大钊等人的关系。
党的六大之后，他作为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且又负责中央特委会，他理所当然地知道胡鄂公的政治身份。
就常理而言，他还要通过组织关系向胡鄂公布置统战任务。
自然，由胡鄂公做杨度的工作也就成为必然。
由此可以断定：这时的周恩来，相当了解杨度的思想情况。
周恩来或许深知杨度这特殊的社会地位，抑或是知道解决杨度入党等事宜非亲自出马不可，因此，当他听完陈赓全部报告之后，遂断然地说道：
“请安排个合适的时间，我要亲自拜会这位杨晢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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