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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在不少回忆录中都提到李立三而未说及周恩来关注这一文坛论战的缘由。
但是，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实践中，李立三是很少过问文艺的；恰恰相反，周恩来无论是在延安还是在山城重庆，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还是在成立后，他不仅亲自过问创作和演出，而且文艺界人士都把他当作知心的领导和朋友。
结论：周恩来是结束二十年代末上海这场文坛论战的主要决策人。
换言之，他也是即将诞生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真正的催生人。
为此，笔者希望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专家秉笔撰写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要忘了大书一笔周恩来同志！
自然，贯彻党中央关于文化战线这一重要决定的执行者，主要是时任文委书记的潘汉年。
多年之后，由于“潘案”
所累，他自己没有留下文字记述。
自然，由于年代久远，当事人相继谢世，谁也没有说到潘在贯彻这一重大决策中的作用。
但是，一向痛恨“自吹”
的潘汉年，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回忆起当年自己曾参与对鲁迅先生错误围攻的时候，却十分沉重地说了这段话：
可惜一直到左联成立之前，没有被“左翼”
文坛所认识。
说明那时“左翼”
文坛不仅马列主义理论基础薄弱得可怜，而且是如何粗心浮躁，好长一个时间把鲁迅当作斗争的对象，当时身临其境的文化工作者（如我自己），今天认真学习与研究鲁迅的思想，进行检讨，提高认识，是有重大意义的。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让笔者权且放下中国上海文坛的这场论争，先扼要回述中国政坛所演出的蒋桂之战，及由蒋桂之战而引起的全国政局变化。
蒋介石下达西征讨伐桂系令之后，遂于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改订战斗序列：以冯玉祥部主将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由豫南进攻武汉；将刘峙、朱绍良两部合编为第二路军，沿长江左岸西攻武汉；陈兵九江各部改为第一路军，西攻武汉至长沙段的铁路，目的在切断桂系自武汉的退路。
三月二十九日，国民党三全大会一结束，蒋介石乘“楚有”
兵舰从南京出发，三十日到九江，当晚对武汉下达总攻击令。
蒋介石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又悄悄在桂系内部收买叛将。
他积近二十年兵戎相见的混战经验，深知任何地方派系之中都是派中有派，不可能没有矛盾。
因此，他经常采用以派制派的办法从内部分化瓦解。
再者，他利用手握中央大权的条件，许诺投靠者以高官厚禄，往往更容易找到叛逆者。
用这种办法瓦解对手，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见效甚快。
蒋介石和谋士们经过反复研究，认为驻武汉的桂鄂两部不和，由于李宗仁在湖北执行的“鄂人治鄂”
方针，不仅导致鄂籍将领胡宗铎、陶钧两军腐败，而且还引起桂系主力第七军将领李明瑞、俞作柏不满，因此蒋氏终于选中了李明瑞和俞作柏。
对此，当事人程思远先生回忆道：
蒋介石早知第七军将领与胡、陶不和，曾派他的高参周伯甘到武汉向李明瑞策反。
李对周说：“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我要同表哥俞作柏商量后才能决定。”
周回到南京复命，当时参与此项密谋的杨永泰卒通过梁五凤找到俞作柏……至是到南京见蒋，得到了一笔巨款，就潜往武汉，在武汉第一纱厂董事长李荐庭家中与李明瑞密晤，事乃决定。
后来李又邀杨腾辉共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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