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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周恩来是完全赞同的。
所以，他加重语气说道：
“这话说得有道理。
你在起草指示信的时候，要把这一内容写进去。”
接着，陈毅遵命起草中央指示信。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陈毅高风亮节，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秉笔直书，坦承毛泽东比自己高明，也就等于批评了自己的错误。
他草拟完毕之后，经周恩来审阅、修订，这便是史家所称的“九月来信”
——九月二十八日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由于该信极具历史价值，现摘录权威著作《周恩来传》有关评述如下：
这封信一开始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导致军阀混战的各种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因此军阀混战必将继续发展。
红军存在于这种形势下和土地革命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加上中国地势辽阔的条件，必将能坚持和发展。
并由此作出一个对中国革命运动有重大意义的论断：“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
对红军和根据地的这种认识，比起六大时，显然已前进了一大步。
指示信对红军的任务作了明确的规定：“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
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
它指出：“红军一切行动务要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要与群众斗争取得密切联系。”
“有了广大群众在红军的周围，红军的一切困难及本身发展便将较顺利地得到解决。”
指示信提出了在红军中“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
的任务。
它指出：红军的来源只有收纳广大的破产农民，他们中自然会有“极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
。
“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
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
指示信还强调了加强党对红军领导的问题。
它写道：“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
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
就在陈毅起草这封信的过程中，周恩来真是忙极了！
查《周恩来年谱》可知：九月十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鉴于彭、杨事件的教训，“建议改变目前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方式，每周开一次会，变更开会时间，专门讨论政治问题，开会时政治局委员不必全到，常委五人也要有一人保留在外。
会议并讨论了陈独秀的问题，决定中央派人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一起同他谈话，指出他一再违犯党的纪律的错误”
。
九月十四日，为纪念彭湃等烈士，撰写《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
九月十九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湘、鄂、赣、豫四省的组织问题，决定要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
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出致湖南省委、江西省委和赣东北特委的指示信，宣布恢复湖北省委，改组江西省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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