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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三年，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与毛泽东一道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执行委员，一同在党中央领导核心工作，八七会议之后，他留在白区工作，负责全国总工会的工作。
由于他与何孟雄等同志均为陈独秀当年在北大的弟子，在批评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的时候，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但是，他们毕竟都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同志，对李立三的“左”
倾错误觉察会早一些。
晚年的罗章龙并不承认他反立三路线、反六届四中全会有野心，但当时党对他的结论却是：在国际十月来信之前，罗章龙在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中，“是一贯的采取消极态度。
国际来信后，他便由机会主义的消极进而站在公开的右倾机会主义立场上来反对党反对国际了”
。
同时，还指斥他与徐锡根、王克全等一起，进行小组织活动。
请看他们如下的观点：
“三中全会是公开保证立三路线继续执行，是更加有力阻遏党内同志反立三路线的运动，所以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只是立三路线的变本加厉，只是扩大和延长立三路线的恶果，只是推迟了对于国际正确路线的执行达六个月之久，增加党与革命更浩大的损失，是比立三路线更危险的东西……召开紧急会议，从根本上解决政治上组织上诸问题。”
由于罗章龙在党内有着这样久远的历史和很高的地位，他一定有着极其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和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再加之他又是全总的负责人，所以，由他带头反对三中全会的影响是会远远超过王明等人甚至何孟雄等同志的。
也或许是矛头所指一致的原因，这三派反立三路线、反六届三中全会的目的并不完全相同的势力，在最初阶段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合为一体，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把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完全地放在了被告席上。
对此，《周恩来传》作了如下的评述：
王明等这时已觉得有恃无恐，公开打出“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
的旗号，更加猛烈地攻击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指责它已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不能领导全党工作，要求由国际组织临时的中央领导机构。
他们对进一步揭发李立三的错误没有多大兴趣，置党的一切中心任务于不顾，而把重心放在不承认三中全会、要求改组中央上面，把这说成是紧急任务。
罗章龙和一些受过三中全会错误批评的干部，这时也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来解决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
问题。
周恩来等到处解释，舌敝唇焦，风潮仍无法平息下去。
如果说周恩来在前一阶段努力揭批立三路线的错误，勇敢承担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的责任，是为了党的整体利益；时下，他如此出于公心“到处解释，舌敝唇焦，风潮仍无法平息下去”
，他就不能不想这是为什么了。
也就是在这前后，他渐渐相信瞿秋白同志的话了：王明等人如此而为是有背景的。
不言而喻，这背景就是指的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等少数人。
因此，他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坚持工作，不仅会给王明等人以“恋栈”
嘲讽的把柄，而且也会贻误党的工作。
怎么办？他在十二月九日政治局会议上痛苦地讲了如下这段话：
“如果继续下去，中国党的领导机关的威信再也经不起了，撤换领导机关是没有什么要紧的，问题是会发生许多派别，党会受大的损失。”
也就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坚持要王明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
最后，与会者一致同意中央召开紧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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