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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杨登瀛自己估计的那样，由于他和张道藩有着极其特殊的关系，敌人只关了他半年多，就由张把他保出来了。
之后，他与党的情报系统脱离关系，但也未给敌人当鹰犬。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生活拮据，一度在南京靠摆摊过活。
陈赓获悉这一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报告，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作了指示，给予杨登瀛生活补助，充分体现了党不忘朋友的作风。
“文革”
中杨登瀛被捕，死于秦城监狱。
周恩来虽然以他那特有的大智大勇，在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之下，顺利地渡过了由于顾顺章叛变投敌所引起的这场灾难，但是，他作为政治家又不得不正视这样严酷的现实：三年多以来在敌人内部所建立起来的力量，绝大部分遭到了破坏，许多好不容易才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不仅暴露了身份，而且在上海再也难以存身。
怎么办？为了保存党的骨干力量，这批长年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同志，如陈赓、李克农、胡底，以及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等必须撤出上海，分散转移到全国各地去。
这就意味着负责保卫党中央安全、营救被捕同志的原有的中央特科必须进行改组。
为此，周恩来经深思熟虑，并报请党中央批准，及时地调整了“中央特别委员会”
，重新组建了中央保卫机关的领导机构。
新的中央特科由陈云同志负总责，康生从旁辅佐。
可是由谁接任即将撤离上海，时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长的陈赓同志的职务呢？周恩来与陈云等有关的中央领导同志，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潘汉年。
就在重组中央保卫机关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郑重地宣布：新的中央保卫机关由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人组成，由陈云负总责，并兼任一科科长，直接领导总务、财务、交通等项工作；康生副之，兼任三科科长，直接负责指挥、执行保卫或警报工作；潘汉年担任二科科长，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以及反间谍等方面的工作。
从此，潘汉年完全脱离了党的文化战线的领导工作，成为党的职业化的情报工作的领导人。
需要补记一笔的是，也就是在这次中央保卫机关改组之后，陈赓才把杨度等同志的关系移交给潘汉年。
在这之前，潘汉年虽然与杨度有所交往，但并没有情报联系，更不存在那种极其严格的单线关系。
这时，杨度入党已近两年的时间了，因此说潘汉年是杨度的入党介绍人是站不住脚的。
周恩来在完成“中央特别委员会”
的改组之后，遂又实施安全转移原有的情报战线上的同志的工作。
权且不论周恩来一一送别这些战友的时候那难以言述的情潮，就说在敌人眼皮底下把这些同志送出上海是何等不易啊！
但是，胆大心细的周恩来同志在很短的时间内，胜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请看事实：
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同志相继离开上海，他们绕道进入中央苏区。
不久，红一方面军成立保卫局。
钱壮飞出任局长；一年以后，钱又调任中革军委第二局局长；红军长征之后，钱壮飞被编在军委纵队，随军长征；遵义会议之后，钱壮飞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红军主力在渡乌江后途经息烽的时候，钱因躲避空袭掉队失踪，后被敌人害死。
胡底同志后转到鄂豫皖苏区，在长征途中因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被张害死在长征路上。
李克农同志进入中央苏区半年之后，周恩来也转移到中央苏区来，从此，李克农就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工作，成为我党情报战线上的英雄。
对于他们三人在上海所建立的特殊功勋，周恩来在李克农的悼词上加了这样一段话：李克农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了斗争，同为革命而牺牲了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道，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
负责电讯机要工作的李强等同志也因同样的原因，于是年五月撤离上海，由党决定经天津、东北到了莫斯科，后回国参加祖国解放的工作，并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毕生的力量。
周恩来获悉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之后，他考虑转移的第一人就是陈赓同志。
诚如前文所述，陈赓与顾顺章认识较早，远在一九二六年九月，陈赓就和顾顺章一道在上海乘船赴海参崴，一块在苏联远东地区滞留三个多月，在苏联红军中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群众武装暴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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