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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指出：
现在，中央苏区的中心任务应是：最大范围的发动群众，巩固并扩大红军支持长期的艰苦的阶级战争，以冲破敌人的“围剿”
，并扩大苏区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这个根据地上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最大限度的实施苏维埃政纲。
在军事策略方面，集中红军主力，实行各个击破敌人，这是我们的原则，但不是说要集中主力，便连一部分的必要的分兵配备去发展游击战争，去巩固后方，去袭击敌人的力量都不要了，也不是说只有诱敌深入的办法，才可各个击破敌人，在力量许可时，我们还要用追击敌人的办法来消灭敌人。
从上述这段指示来看，就单纯的军事理论，乃至于对中央苏区反“围剿”
战争的规律而言，无疑都是正确的。
然而，我们从这段话的字里行间，似乎还感到了周恩来对机械的实用理论的厌恶。
事后推论，身受教条主义之苦的周恩来，是否担心一些缺乏或无实战经验的同志，把教条主义的坏毛病带入中央苏区，从而导致第三次反“围剿”
战争的失利呢？
这封指示信的内容也有明显的错误，对此，《周恩来传》一书作了这样评述：
信中也批评“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批评红军“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
。
这些批评是不正确的，反映了当时中央指导中的“左”
的错误。
由此可知，再天才的理论家，再虚心的政治家，只要脱离了革命的实践就必然要犯“左”
的或右的错误。
由此我们还可以推论出：不仅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而且设在上海的地下党中央，也不可能指挥中央苏区的军民进行反“围剿”
的战争。
像这样显而易懂的道理，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竟然反其道而用之，岂有不败之理！
正当周恩来在焦急地盼听中央苏区取得第三次反“围剿”
胜利的消息时，潘汉年又给他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杨度先生在参加过杜月笙的家祠落成典礼之后，回到寓所后就卧床不起。
周恩来听后问道：
“汉年同志，你亲自去看过杨先生吗？”
“看过了，从他的气色上看，不太好。”
周恩来听后久久不语，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无限的悲哀。
“另外，董健吾从外地回到了上海。”
“他是杨先生的学生，听说恩师病了，回来看看是情理中的事。
不过，请他一定要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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