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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笔名，然而还是泄漏了机关。
于是一方面是责备：居然搞起红学来了，什么目的？影射谁的？另一方面是支持，认为用这种办法来评论一部文艺作品，特别是《红楼梦》，也有些新颖可取之处。
特别使我受到鼓舞的是总理的关怀。
总理在那样艰苦的斗争环境，在那么繁重的工作中，竟能注意到登在一个小刊物上的我的文章。
他不仅看了，而且还让《新华日报》发了报道。
也就是在王昆仑发表《花袭人论》前后，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三次反共**。
事有巧合，当山城正在私议太愚是何人的时候，周恩来于是年5月24日接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共产国际解散，党中央将讨论中国的政策，请周恩来即回延安。
周恩来行前秘密召见了“小民革”
的核心成员，希望大家提高警惕，注意蒋介石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在山城制造更大的白色恐怖。
最后，他握住王昆仑的手，深情地说了这样的话：
“我很快就回延安了，我要把你写的《红搂梦人物论》带回去，给那边的同志们看看。”
王昆仑听后一怔，在他的思想中，延安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大家都在为中华民族的兴亡工作着，谁会看他写的《红楼梦人物论》这种文章呢？因此，他有些茫然地摇摇头说：
“不要带它吧？那边的同志谁会看这种东西呢？”
“会有很多人看的，”
周恩来十分郑重地说，“我可以告诉你，起码我们的毛主席是一定要看的！”
说到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的作用，说到延安在王昆仑心中的地位，他晚年曾说道：“1943年的重庆受着极度的政治高压，窒息得令人喘不过气来。
此时的延安便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漫漫黑夜里的北极星，而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便是航行在暗礁险滩中船只的导航灯。”
当他回忆起周恩来这次特殊的接见，王昆仑怀着感激的心情写下了这段文字：
这一切对我的鼓舞太大了，我本没有打算系统地写下去，此时欲罢不能，于是便在车上枕边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红楼梦》，在工余会后一篇又一篇地写评论人物的文章，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春天，国民党开六全大会，当时，由于我在一次会议上对蒋介石提出质问遭到他的迫害，政治处境非常恶劣。
所以我把写作也当作是一种斗争的形式，在四年内连续发表了十几篇。
这就是王昆仑写《红楼梦人物论》的起因和过程。
而结集出版则是抗战胜利后王昆仑回到上海，他的老朋友韩侍珩（即安排丁玲出走的人）办了一个书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将他写的这十几篇评论《红楼梦》人物的文草出了单行本，即《红楼梦人物论》。
《红搂梦》自问世不久，遂成为文坛注目的一部奇书。
随着时代的推移，在清末就形成了“红学”
。
待到民国初年，“红学”
家们不同的观点，已经演变成十分对立的流派。
而王昆仑被毛泽东同志称为“新红学”
家，他所写的《红楼梦人物论》的立论究竟新在什么地方呢？对此，王昆仑认为：“一个伟大作家总是忠实地反映着自己对于现实社会所取的态度。
曹雪芹以及他所写的人物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参加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斗争，因此作者自己必然在作品中表现出哪些是他所同情的，哪些是他所反对的。
他所同情的就是他所写出的正面人物，他必然加以颂扬，他所反对的就是反面人物，他必然加以鞭挞、讽剌或暴露；他对于具有两面性的人物，就有赞许，有批判。”
这就和清末民初研究“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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