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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作为组织部的主要负责人安子文同志也就只有落实主席和理指示的份了！
就这样，王昆仑的党籍由1933年变成了1950年。
但是，王昆仑对此是不通的，因为这关系到他一生的信仰和荣辱。
因此，他不可能有毛泽东主席大而化之的解决之方，也没有周恩来总理那种无条件的服从，是在情理中事。
实际上，王昆仑到死都在为自己的党籍问题向党中央申诉，直到他告别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
此乃后话，留待下文详述。
也许是应了“祸不单行”
这句老话了，随着肃反运动的展开，王昆仑的一个叫王汝琪的堂妹被牵连进去，而且还涉及到了他。
由于这个不成其问题的问题久悬未结，一直到**中还作为整王昆仑的借口，故有必要作一介绍：
王汝琪在王昆仑的影响下，自读书迄始就向往革命。
后与复旦大学毕业生陈传纲结为伉俪。
据王昆仑回忆：“1936年我因工作路过济南（即护送丁玲去北平），和她相遇，知道她在政治上有进步要求。
抗战爆发前她在上海从事青年妇女的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春，国民党一方面残酷镇压群众的爱国运动，又一方面想拉一些人加入国民党，就决定了一种特殊入党的办法。
这时地下党的对策是根据发展白区抗日救亡统一战线，为了取得公开合法身份便于掩护，某些人可以加入国民党。
我是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有国民党某一中委……用填写好他自己的名字的表格，要我联名找人介绍入党。
我考虑这对她的前途不会有什么影响，就向她说明，让她填了表，由我送交国民党中央党部。
至于以后，我并没有得到什么答复，因此这不能说明她巳加入了国民党。
时间不久，抗战起来了，我先到武汉，汝琪夫妇后到，找我陈述他们的志愿是想加入共产党，并要求我介绍他们到延安去。
我平时了解他们的政治方向和参加革命的正当要求，就给他们介绍去找当时在武汉办事处的领导同志，以后他们就到延安去了。”
没有想到，他们夫妇在延安又成了王实味“反党集团”
的骨干成员。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王汝琪于1938年入党，改名王里；丈夫陈传纲也于1938年入党，改名成全。
他们到达延安之后，成全在行政学院任教务主任，后调马列学院学习，后调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王里在中央妇委做研究工作，住在丈夫成全的工作机关。
就在这期间，他们认识了王实味，多有交往。
在反王实味的运动中，他们夫妇和其他三位同志被打成了“五人反党小集团”
。
关于王里的罪名，当事人一一又是平反王实味冤案的主要负责人温济泽同志做了如下记述：
这里还要提到一件事，就是王里是王昆仑的堂妹，王昆仑是国民党的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又是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康生把他说成国民党特务，就硬把王里说成是由王昆仑派到延安来的民觉蓝衣社特务。
直到后来审干运动中，周恩来和董必武回到延安，他们证明王昆仑虽然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和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但思想进步，帮助我们党做了不少工作，这才消除了这个怀疑。
但是，王里和其丈夫成全一直背着这个政治罪名，每搞运动就会旧话重谈，直到**就再次变成了特务。
自然，王昆仑也因此——还有和苏联的问题被打成了特务，在秦城监狱关押了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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