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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王昆仑于1964年9月随北京市办公厅工作队来到通县张家湾公社张家湾大队蹲点四清。
对于他初到张家湾的情况，他的秘书作了如下记述：
工作组一进村，正是秋收大忙季节；队员（29清工作队队员）放下行李立即和社员一起下地干活，帮着刨白薯。
农民一看王老年纪大，是个长者，也来劳动，都抢着照顾王老干点轻活。
可是，王老不顾年老体弱，还是和大家一样枪收白薯。
此后，工作队为了使队员们密切联系群；了解生产和社员的生活情况，要求队员半天工作半天劳动。
王老和同志们一样，经常到田间和社员一起参加掰玉米、收豆子、整地、种麦……他样样都干。
第一次下地摘棉花，王老用自己的蓝粗布包皮作了一个口袋，围在腰间装棉花，满以为摘棉花活轻好干，摘得挺快……不多时，才知道也不是那么容易，摘棉花不能带有一点干枝叶和杂物，否则好棉花就要降为次花了。
社员们热情地手把手地教王老，学在手上，暖在心里，摘出的棉花白花花。
王昆仑在张家湾参加四清的过程中，主要是做调査研究，帮着这里的农民改善卫生条件，活跃农村的文化生活，提高这里的物质生活水平。
与此同时，他也感到了中央的斗争日趋激烈一种不祥的征兆时时都在向他袭来。
也可能是彭真同志从现代戏会演中感到了什么，在人代会召开期间，他把王昆仑召间北京，帮着赵燕侠整理发言稿一演出现代京剧《沙家浜》的体会，这乂不能不使他想起自己写的《晴雯》……
王昆仑在参加通县张家湾的四清之中，中央围绕着两个文件（指导四清的前十条和后十条）的斗争表面化了，毛泽东批评广由刘少奇等制订的后十条，同时又不点名地批评了王光美同志在桃园四清的经验，按照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制订了一个新的四清文件简称二十三条，这在党的高级干部中的震动是很大的！
自然，王昆仑也不例外。
通县四清结束之后王昆仑突然又获悉罗瑞卿大将以反对所谓林副主席为由被撤职审查。
与此同时，王昆仑过去在南京、重庆等地老友翦伯赞等学者被公开点名批判。
他不得不提出这样的自问：
“运动的下一个目标又将是谁呢？……”
就在这惶恐不安——似在等待什么的时候，北京市委决定由他率一个代表团，去慰问自五十年代就到北大荒屯垦戍边的北京人。
王昆仑欣然从命，毅然走出被政治空气就要窒息的北京，冒着零下三十几度的低温，迎着袭人肌肤的“白毛风”
，到塞北雪原去探望扎根边疆的北京人！
这里的北京人，已经没有京城老家那种对政治的痴迷，余下的只有像雪一样圣洁的心，这对王昆仑来说实在是太美好了！
他可以对着茫茫的雪原极目远眺，或深深地吸上几口清新的空气；他可以来到任何一位北京人的家里，就像是一位受尊敬的老家长那样坐在热乎乎的炕头上，无忧无虑地谈天说地……但是，当他见到久违的女作家——而今的大右派丁玲的时候，他的心立即又回到了大搞阶级斗争的北京！
也就是在这前后，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大块文章《评三家村》，他一听播音员的气，再一看文章的内容，很自然地黯然自问：“这文章的矛头不是明白无误地对着北京市委吗？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下一步……”
王昆仑已经没有勇气——或者说受着党性的制约，他不敢再问下去了。
但是，他作为北京的副市长，清清楚楚地知道三家村是文教书记邓拓、主管教育的副市长吴晗、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三人的化名，凭着他的经验可知：他们三人被点名批判一定有着更大的政治背景。
换言之，这场政治斗争的最终目的决非就是三家村。
为此，王昆仑怀着一种极其矛盾的心理告别了北大荒，又惶惶不安地回到了北京王昆仑回到北京以后，中央转发了以彭真同志为首的五人小组起草的《二月提纲》，提出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
为此广大的读者和文化、学术界的权威基于无产阶级的义愤，相继发表反驳姚文元陷害吴晗同志的文章。
1966年3月，周恩来总理为保护吴晗同志，会同北京市的一位负责同志商定，请吴晗同志到京郊昌平参加四淸。
对此，王昆仑那忐忑不安的心稍稍得以平静，似乎觉得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又恢复了！
王昆仑怀着极度低沉的心情送走了国际劳动节，天天听着调门越来越高的新闻联播，看着无限上纲上线批判“三家村”
、四家店”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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