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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重新回到了京城，带着对故乡那种说不出滋味的情感回到了至少可以随便能喝上自来水、可以不花钱上一回“信息高速公路”
和“网络世界”
的大都市……
“你对今后有什么打算？”
我问。
“说实话，很茫然。”
赵小刚抓过一把广告宣传材料，说，“这些活倒是能赚点钱，但不是我的专业，我是学农艺技术的。
在首都这个现代化大都市里，这门技术用不着，可这儿能赚到钱，可以让我随时随地看到未来世界的最新发展动向。
我的老家虽然可以用上我学的农艺技术，但没有钱呀！
连口水井的钱乡政府都不知勒紧了多少回裤腰带，我这一身技术又有什么用？与其那样，还不如先给老家那儿减少一个吃国家救济款的人……”
我无法断定赵小刚的理论是对还是错，但是他提醒我们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一部分大学毕业生不愿回到边远和贫困地区，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以追求个人前途与改善自我生存环境为中心的这部分学生，从他们发愤读书想跳出“农门”
的那时起，就已经失去了对故乡的回报之心；另一部分大学生确实有志愿到大学里好好掌握知识后，将来回到贫困的家乡改天换地干一番大业，然而贫困落后的故乡却无能为力给他们提供施展才能的战场，使之也慢慢丧失了原先的那份改造与建设家乡的热情与抱负。
这就不得不使我们的大学尤其是在进行对贫困生帮助的工作上提出更深层次的要求，单一的为解决他们在大学完成学业而去为他们减免学费、为他们寻找勤工俭学岗、甚至为他们不辞劳苦地到社会上，求爷爷告奶奶地拉赞助远远不够，更重要的一点是，还要给他们在理想与人生观上进行“精神帮困”
。
有资料表明，1997年教育部直属院校共有本、专科毕业生64990人，到广东、江苏、山东等发达地区和留在北京、上海的就达34502人，占毕业生总数的53％，而回到十大边远省区的只有3793人，仅占总数的5％。
如此巨大的反差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至少约有一半以上的贫困地区出来的贫困大学生没有回到他们本该回去的地方。
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有一项调查显示：大学毕业生中有78。
3％人明确表示不愿到贫困地区工作。
我也曾对中国农业大学的10名贫困生进行抽样调查，结果10人中有6人表示只要能在北京找到一份可以每月赚到800元以上工资的工作，就不会再回老家了——需要说明的是他们所指的工作都在不能解决工作关系和户口的前提下。
那天在林业大学采访时，正好有两位女生在与老师商量留在北京自谋职业的事。
这两位小姐都是林业大学的“委培生”
，现在她们毕业了，照理应该回原籍，可她们说：“我们宁可出几千块钱还清委培费也愿意留在北京。
如果毕业回去给你分配到一个永远出不来的地方，一辈子不就完了！”
我问她们在北京有没有工作意向，她们说还没有找到，“反正慢慢找呗。”
看来她们的决心很坚决，大有一种义无返顾的气概。
其中的一位说：“留在北京一方面能赚点钱，另一方面我们还想考研。
假如回到老家，这种机会几乎可以说是天方夜谭，但在北京是可能的。
我们的师姐们有好几个走的都是这样的路子。”
原来她们心目中还有另一番天地，谁能说这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追求？可是——我们的问题还是在“可是”
上，可是如果我们国家每年为贫困地区培养的20来万学生（全国高校每年招生约100万，贫困生的比例按官方所说的20％计算）都不回原籍，那么我们那些贫困地区是否就永远地不辞辛劳地送出一批批秀才又永远地照样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我不禁想起有篇报道说，甘肃有个贫困县，每年都培养出许多大学生，乡亲们年年敲锣打鼓欢送他们离乡求学，但几乎不见一个学子毕业后回来，小县城依然一贫如洗……
说不清是我们的帮困工作助长了贫困生们更加立志离开故土的心愿，还是济贫本身就在造就人们追求富有的心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有些贫困生在被别人真诚帮助与关心时，他的思想和意识却在悄悄发生另一种变化——
南开大学学生处的刘老师给我讲了这样一位学生：此人姓洪，是95级学生，家在农村，是个孤儿。
在接到入学通知书后就因交不起学费而迟迟没来校报到。
我们就写信打电报告诉他不管什么情况，你把家里的事安排妥后来学校报到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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