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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的助手经常想将民主价值观念嵌入总统的演讲稿中去。
在奥巴马在联合国发表第一次演讲前的一个深夜，本·罗德斯和丹尼斯·麦克唐纳召集刚刚加入国家安委会的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家和俄罗斯学者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McFaul）到华尔道夫，帮助拟定一些关于民主的最终演讲内容。
麦克福尔刚刚出版其专著《为什么我们应该推进海外民主以及如何做》（AdvangDemocracyAbroad：WhyWeShouldandHowWe），这是一部促进民主宣言的作品，没有布什那种“我说了算”
的单边主义。
当奥巴马走进房间时，不知道总统也会参与讨论的麦克福尔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说服奥巴马在演讲中增加第五个要素。
奥巴马回绝了这一要求，并表示世界很复杂，政权崩溃可能会造成冲突。
但他同意在演讲稿中添加一句结语，总结美国人对普世价值的观念的信仰。
直到开罗演讲上，麦克福尔、罗德斯等其他助手才成功地在奥巴马的演讲稿里加入一些与民主相关的东西。
那时，开罗解放广场上有成千上万人呼吁穆巴拉克下台，理想主义者突然意识到自己国家有机会影响一场真正的革命，但他们必须先跨越一堵反对墙。
希拉里、盖茨和拜登都敦促奥巴马不要把一个老朋友丢到美国对中东政策的危险的核心地位。
汤姆·多尼伦也这么认为，以色列和波斯湾一些人也打电话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撇开专制倾向不谈，穆巴拉克一直是稳定、可靠的盟友，并且已经兑现埃及与以色列的和平条约。
私下，比尔·克林顿担任总统时，希拉里往返于开罗和华盛顿时与穆巴拉克的妻子苏珊娜·穆巴拉克建立了友谊。
奥巴马的战争委员会组成人员迎合他的实用主义，而白宫的工作人员则会迎合他的历史意识。
希拉里和盖茨提起了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恐惧。
那次革命与埃及这次“起义”
一样，都源于民粹主义，也都被“毛拉”
劫持，而“毛拉”
更是将伊朗变成了受镇压的什叶派神权政体和美国难以和解的敌人。
换句话说，阿亚图拉就相当于穆斯林兄弟会，奥巴马则相当于吉米·卡特。
麦克福尔认为，拿原本是独裁政治，后被美国培养成民主国家的菲律宾、智利或韩国等国家做类比，效果会更好。
也就是说，奥巴马应该跟罗纳德·里根作对比，而不是卡特。
罗德斯提到了胆大无畏的谷歌高管威尔·戈宁（WaelGhonim），他在Facebook（脸书）上开了个账户传播一些关于游行示威的内容。
他被穆巴拉克的警察拘留了11天，埃及电视台在他获释后对其进行了情感采访，让他成了开罗解放广场事件的代言人。
如果不为他（指威尔?戈宁）这样的人战斗，奥巴马出任总统还有什么价值呢？
有时候，奥巴马的顶级顾问之间的争论还不如他们与奥巴马本人的争论那么激烈。
当一群助手让他在抗议的嘈杂声中预测结果，他回答说：“我想让街上的孩子能赢，让那个谷歌公司的家伙做总统。
我想，这应该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斗争。”
为了达到从中东地区抽离美国为目标而建立外交政策的目的，奥巴马竭力想了解这个动**的地区，但他的政府没帮上忙。
虽然这个政府可以制作出像PSD-11这样的国家特定评估报告，但没有人能够说明正在发生的事情。
一心想推动民主的NSC（国家安全委员会）理想主义者对阿拉伯世界了解甚少。
国务院近东事务局的阿拉伯专家墨守成规，缺乏想象力，他们将穆巴拉克的稳定性看得比一切都更重。
中情局的中东分析人士没有预见到连锁反应。
“起义”
在多个国家造成了动**，席卷各国，一路从突尼斯延伸到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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