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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第一次讲出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对解决香港、澳门、台湾以及西藏等问题的基本方针。
他认为不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
。
说到西藏，他认为“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过于鲁莽”
。
说到台湾，他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
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搬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
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
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当然，毛泽东还讲了对未来解放全国的战争所作的各种预测，也对民族问题阐述了新中国的民族政策等等。
总之，毛泽东主讲了三天，几乎把中国共产党创建新中国的设想，以及未来新中国的内政大计和外交方针讲得淋漓尽致。
这不仅从理论上回答了斯大林的一些疑虑，而且给米高扬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据师哲的回忆，米高扬曾高度评价道：“毛主席有远大的目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以毛泽东为首的五大书记与米高扬举行了三次会谈之后，周恩来又根据书记处的决定，单独与米高扬进行了一次会谈。
如果说毛泽东在会谈中高屋建瓴地阐述了新中国的性质，那么周恩来在会谈中讲的都是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
据史记载，“这次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讨论了战后经济建设、交通运输等恢复工作；成立新政府的总体规划与设想；对外关系问题，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开展与管理；发展或建立各种社会组织、群众团体和他们力量的运用和发挥；在中国有多党存在，它们的作用和意义等”
。
事后分析周恩来的这次谈话，实际上是在与米高扬讨论新中国建立后的政府部门将如何工作，或者说是在向米高扬请教未来新的中国政府将如何运作。
因为社会主义的苏联政府，毕竟积累了三十年的治国经验了！
周恩来的风度和谈吐给米高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事后，他曾对人说过：“周恩来将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理。”
在中央五大书记中，只有任弼时在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曾与米高扬有过工作交往。
因此，任弼时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于二月四日上午到西柏坡后沟米高扬的住处和他单独交谈。
据史记载，首先，任弼时向米高扬介绍说：“从红军时代起，人民军队不是单纯为打仗而打仗，而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甚至帮助驻地群众生产和做家务；今后，大军南进，它将起工作队的作用。”
这对米高扬而言，真正地明白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与苏联红军的相同之点与不同之处。
其次，由于米高扬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公开表示：不赞成毛泽东提出的中国青年“除了建立青年团之外，恐怕还要建立学生联合会或其他形式的青年组织”
的意见，惹得毛泽东很不高兴地说了这样一番话：“中国有一亿青年，怎么可以用一个组织统一起来呢？对象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应该是恰当的，灵活的。”
因此，任弼时在与米高扬的单独谈话中重点讲了这个问题。
他说：“中国的近一亿青年，有的在解放区，有的在蒋管区，东北的青年，抗战胜利前还是在日伪统治下生活。
他们的认识有差别，觉悟程度有高低，单纯用一个青年团的组织，不可能把大家组织起来，要么降低了青年团的先进性，不然就是对青年要求过高，所以，除了青年团之外，还要有其他的组织形式，比如开展青年统一战线的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而青年团则是共产党团结教育一代青年的核心。
这是大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
任弼时在讲到革命的转变时说：“战争结束后，我们将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这方面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在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一定的成就时，将逐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恢复生产，开展经济建设等，实际是为革命的转变创造条件，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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