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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气愤地说：“我就不知道什么行政院长、国防部长。”
说毕就把电话挂了。
何应钦气得面发紫，立即赶来向李宗仁报告说，“这成什么体统？这成什么体统！
我有生以来也未受过这种侮辱！”
何应钦和蒋介石共事近三十年，深知蒋氏是一位城府极深的纵横家，一不小心就会掉入他设计的政治圈套中。
这次，使何应钦大惑不解的是，在此危亡之秋，唯有一心一德，群策群力，尚可挽国难于既倒。
可是蒋氏在败亡之中依然和代“总统”
李宗仁斗法，置自己这位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于不顾，独行其政治、军事计划，这岂不等于自灭王朝吗？当他想到自己未来的处境时，遂于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五月三十日，向代“总统”
李宗仁坚辞本兼各职，并无限悲哀地说：“受命以来，月余于兹，除立法院问题应钦获得全体立法委员之支持，引为毕生最大之荣快外，其余各项问题，莫不与愿相违……事实演变，未符理想，而财政问题，又复困难万端，无法解决……钦虽努力以赴，终感补苴无术，心中隐痛，莫可明言，唯有恳请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以免贻误将来。”
李宗仁深知何应钦辞职之故，但仍以政治家的风度相挽留。
何应钦求去之心甚切，以最沉痛的语调说道：“德公，如要我继续干下去，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就是逃亡，二就是自杀。”
就这样，何应钦内阁倒台了！
何应钦内阁自上台起始，毛泽东就预测到了它很快就会倒台。
同时，他还知道何内阁倒台的结局，又必然加剧李宗仁与蒋介石的矛盾。
虽然寄希望李宗仁在桂林局部签署和平协议的计划宣告结束，但仍然可以利用这组矛盾争取李宗仁。
就是再次失败，也可随着桂系向南溃败的大势，把希望寄托在湖南程潜等人的起义上。
为此，毛泽东几经权衡，遂决定请老乡长章士钊、小老乡刘斐南下香港，通过各种渠道继续做李宗仁工作的同时，把重点放在程潜的身上。
章士钊南下香港负有多种使命，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劝说闻人杜月笙致函上海的青帮弟子，向人民政府投诚；再是通过程星龄向程潜传话：毛泽东希望老乡长程潜为和平解放家乡作出历史的贡献。
前者，杜月笙遵命给上海的弟子写去亲笔信，为解决上海的青帮起了作用；后者，史家作了记述：“一九四九年六月程星龄奉程潜之命去香港时，见到章士钊。
章土钊鼓励程星龄要协助程潜顶住白崇禧的压力，不要动摇起义决心，并亲笔给程潜写了一封信，要程星龄带回交给程潜。
信中列举大量事实赞扬毛泽东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未有过的杰出领袖，绝非溢美虚夸之词。
对颂公期望甚殷，对陈明仁也决不会追究四平街之战的问题等。”
事后，程星龄曾当面向毛泽东说：“主席，行严对颂公的谈话与信，对促进长沙起义、湖南的和平解放，起了不少的作用。”
刘斐由于眷属还在香港，须他去设法接到北平，经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协商，遂“决定去香港一转”
。
据刘斐回忆，他是五月间从北平经天津乘船南下香港，并且“带了章行老（章士钊）和邵力老（邵力子）责备李宗仁的长信想设法转交李，争取他替人民做一件有利的事”
。
刘斐安抵香港之后，李宗仁、白崇禧、程潜等人不是派使者就是打电话，希望刘斐能到广州或长沙议政共事，但都被刘斐以种种借口婉拒了。
上海解放以后，刘斐践约来到广州，和李宗仁、白崇禧一块面谈。
相见之后，刘斐首先转交了章士钊、邵力子致李宗仁的信，并请其先阅，然后再举行晤谈。
章、邵二老致李宗仁的信函，凡洋洋四千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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