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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依据共产国际关于主力转移时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的指示精神，遂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要毛泽东写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
自然，毛泽东也深知周的用心良苦，因此，他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写成了约三万字的《游击战争》。
对此，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回忆道：
“有好几次主席让我把他写好的东西，连夜送下山去给周恩来副主席他们看。”
由此，读者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周恩来相知甚深且互相信任的亲密关系。
再如前述，毛泽东于九月到于都视察，周恩来用长途电话要毛“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
。
而毛泽东领会了周的用意，遂于九月二十日急电报告周。
正如史家所述：“这个电报为中央下决心长征开始从于都方向突围，起了探路的作用。”
就在毛泽东同志在于都考察期间，中共中央——实际上是“三人团”
，在着手准备战略转移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具体事宜，但是没有向毛泽东透露。
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博古、李德不想让毛泽东随军西征。
对此，时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曾做如下回忆：
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
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
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
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
是谁改变了博古、李德不带毛泽东走的初衷呢？伍修权没有说明。
但是，我们从以上追述毛泽东与周恩来从相识到相知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时的周恩来无论从大局出发，还是从未来突围转战中的困难设想，他都会说服博古、李德改变初衷，允许毛泽东一起长征的。
另外，我们从周恩来的性格和为人也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像这样重大的事情，如果是其他同志所为，他一定会在各种场合大讲其功劳的；实际上呢，他从没谈及此事。
对此，笔者推论：作为知人善任的毛泽东同志，他的心里自应也是有数的。
毛泽东飞马来见周恩来的目的是多种的，其心情也是复杂的。
虽说他早就料到红军迟早会有今日，然而当料想变成现实之后，他想知道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同时，毛对周恩来或许是太了解的缘故，除去投鼠忌器的因素，他也深知组织纪律性极强的周恩来不会向他透露极想知道的决定的。
因此，他见到周恩来就开门见山地说道：
“恩来同志，我奉命前来接受特别任务。”
对此，周恩来是有很多心里话想和毛泽东说的。
但是，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
他也只能把决定通知毛泽东：
“中央作出了决定：近期就要突围转移。
你是中华苏维埃主席，请你回来的目的之一，就是在你主持的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前的准备工作。”
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家，他深知像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没有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也没有向指战员传达并进行政治动员，更没有在适当的范围内向根据地的人民宣传和酝酿，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必然为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埋下失败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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