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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而且他还清楚在遵义会议上，唯有自己才是把这种激愤情绪转化为组织决定的合适人选。
换言之，是到了他表态的时候了。
因此，他再次发言，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赞成其他同志的发言。
这是因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
最后，他郑重地说道：
“鉴于我自己参与军事指挥所犯的严重错误，我赞成改组中央军事领导班子，由毛泽东同志领导和指挥红军。”
周恩来的发言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认同，但也遭到了李德、博古等少数人的反对。
多年之后，李德还耿耿于怀地写下了这句话：“果然不出所料，周恩来公开地倒向毛泽东。”
与此同时，博古拒不承认自己在军事上犯了路线错误，凯丰等极少数人还在会上公然为“左”
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进行辩护。
对此，毛泽东再也忍无可忍了，他针对过分强调在第五次反“围剿”
中敌我力量悬殊的论点，颇为激动地说道：
“博古等同志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是敌人太强大了，蒋介石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是五十万，和中央红军的力量对比是十比一。
我方才已经说明，这不是决定的因素！
因为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敌兵是十万，我红军不足四万，是二点五比一，我胜利了；第二次反‘围剿’时，敌兵二十万，我红军仍然不足四万，是六比一，我红军又取得了胜利；第三次反‘围剿’时，敌兵三十万，我只有三万多名红军，敌我双方的对比是十比一，但我胜利了；就说是第四次反‘围剿’吧，敌兵三十多万，我只有四万多名红军，是八比一，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
而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也是十比一，但东有十九路军在福建与蒋介石作战，南有陈济棠和蒋介石矛盾重重，而这些条件又都是前四次反‘围剿’所没有的，可第五次反‘围剿’却失败了！
这就充分地说明了博古等同志的立论是站不住脚的。
这也证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完全是背离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机械地套用洋教条的必然结果。
这也就是反马列主义‘左’倾军事路线所带来的最主要的危害！”
凯丰是王明、博古教条宗派中的秀才，也是教条式的理论家。
诚如前文所述，他不仅从根本上就反对毛泽东，而且也是自黎平会议以来顽固支持博古错误路线的少数人。
因此，当他听到连周恩来都公开请毛泽东出山之时，他的心中就憋了一肚子火；当他再听到毛泽东据理驳斥博古的时候，就再也忍不住了！
他大讲了一通所谓“富农路线”
、“游击大王”
根本不懂军事指挥之后，又说了如下这段攻击毛泽东的话：
“我看你打仗的方法也不高明嘛，无非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
毛泽东听后淡然一笑，感到凯丰的发言像是失败前的哀鸣。
多年之后，毛泽东还多次讲到他和凯丰的这次争论：
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
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
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
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
其实他也没有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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