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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回顾一下他和假左派汪精卫、真右派胡汉民等人的斗法，时人以及后人乃至于史学家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国民党中无人与其向背。
因此，蒋氏战胜王家烈，用句俗话说：“这只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的事！”
就在蒋氏飞抵重庆不久，他就认定接连兵败的王家烈是到了下台的时候了。
其一，薛岳亲率十万中央军借“追剿”
红军已经跟进贵州，入主贵阳，造成了取王而代之的态势；其二，王家烈的看家本钱——黔军屡遭红军的打击，不仅成了惊弓之鸟，而且也授给了蒋氏分化瓦解的机会。
蒋氏作为一代纵横家十分清楚：强夺王家烈的兵权、政权，不如请王家烈做个识时务者，主动向中央交出他手中的一切权力。
为此，他电示贵州省党部书记长李仲明找王家烈谈话，提出：“蒋先生征询你的意见，希望你对贵州的政治和军事专搞一样，你愿意主军还是愿意主政？”
为了使恋栈不走的王家烈早下决心离去，他又命时任武汉绥靖主任兼湖北省主席的何成浚由渝飞黔，再与王家烈商谈贵州问题。
时下，他决定在贵阳指挥“剿共”
的同时，彻底解决贵州省的问题，故通知有关人士何成浚、吴稚晖、陈布雷、顾祝同、吴忠信等相继飞抵贵阳，共议改组贵州省府的大事。
蒋介石飞抵贵阳之后，他的行营设在乐会巷毛光宇的住宅里面，蒋与夫人宋美龄住在二楼，警卫十分严密，二楼两端的楼口都站有双卫兵。
除了顾祝同、陈诚、端纳、晏道刚、吴忠信、何成浚等人可以自由上下外，任何人不经蒋的传唤都不许上去。
开会时，走廊上还有武装士兵巡回走动。
由此可知，蒋氏不仅惜命保生，而且也说明他对黔系，尤其是即将被拿掉的王家烈等是极不信任的！
国民党中流传着一句近似笑谈的话，大意谓：蒋介石任总司令，中华民国即为总司令体制；蒋介石任委员长，中华民国即为委员长体制；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中华民国即为主席体制。
后来，又有好事者引申道：蒋介石在南京，南京即为中华民国的政治中心；蒋介石在庐山，庐山即为中华民国的政治中心。
一句话：蒋介石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即为中华民国的政治中心。
上述的传言说明：蒋介石就像古今中外所有的独裁者那样，一切以他自己为国家的政治权力中心。
因此，少为中外观瞻和关心的贵阳城，由于蒋介石的突然到来，一时成了中国各阶层人士注目的政治、军事中心。
对此，蒋介石不仅是清楚的，而且他还有意借舆论把贵阳炒成新闻热点，进而再把古之夜郎国变成政治中心。
为此，他下车伊始，遂向党政军各界人士发表讲演，除去大谈“抱定与红军一决雌雄的战略企图”
而外，他还大讲了一番所谓“反共救国”
的谬论。
最后，他慷慨陈词地说：
“共军已是强弩之末，现今被迫逃入黔境，寻求渡江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受追击，浩浩长江俨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红军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困境！”
蒋介石既然是一位以自己为中心的军事家，那么自他到贵阳始即为最高指挥者则是必然的。
因此，不仅随他而来的陈诚、顾祝同、晏道刚等是随叫随到的高参，就连负前线指挥重任的薛岳等人也变成了侍从高参。
在蒋初到贵阳的前几天里，每天都要数度召见这些侍从高参，询问毛泽东指挥下的中央红军到了什么地方。
自然，审阅发自前线的那雪片似的军情通报，则更是随到随看，有的还要随时处理。
由此可见，他也真是够辛苦的了！
但是，一是由于中央红军严密执行毛泽东“秘密、迅速、坚决”
与“出敌不备”
的原则，再是十几万“追剿”
大军相互牵制、矛盾重重，且又被红军拖得疲惫不堪，蒋介石始终没有得到红军行止的准确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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