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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他出于同样的目的，当他在两河口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听说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对彭德怀有意见，他就派出自己的亲信秘书长黄超去做工作。
对此，彭德怀曾做过这样的记述：
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亦念，住在我处。
说此地给养困难，特来慰劳。
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元银洋。
我想这是干吗？黄住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
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有什么。
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主席（张国焘）很知道你。
我说，没见过面（实际上已经见过面了）。
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进”
。
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
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
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
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阴谋破坏党内团结。
把全国形势看成黑漆一团，这是明显的。
把王明路线造成的恶果，同客观形势新的发展混为一谈，否认遵义会议纠正王明路线的伟大胜利。
送了一点点吃的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
张国焘在离开两河口返回茂县的路上，一直在思索如何借挑起所谓的路线斗争，进而达到向中央夺权的目的。
首先，他知道自己在中央是绝对少数，欲要取得这场所谓路线斗争的胜利，必须变少数为多数；其次，他深谙古今中外谋略家篡权之道，一靠实力，二占天时。
他误认为中央红军长期转战，大量减员，是天赐良机，关键是要继续加强红四方面军领导层的团结。
唯有如此，才可以实力为后盾，在向中央显示实力的同时，进而再改变中央领导的比例，最终完成由少数向多数的转变。
为此，他决定经下东门会见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
徐向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建者之一。
他祖居三晋五台县永安村，与阎锡山的河边村仅一河之隔。
先在家乡念私塾，当学徒，辗转考入官费的山西省国立师范学校，毕业后又当了两年小学教员；一九二四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先参加东征，后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供职，大革命失败前夕来到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广州起义；一九二九年奉派到鄂豫皖根据地，从副司令一直做到今天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
在长达六年多的时间里，这支能征惯战的四方面军，真是倾注着徐向前的全部心血。
毫不夸张地说，徐向前这六年多的征战，就是一部红四方面军由小到大的军史，同时，也是鄂豫皖根据地、川陕苏区的历史。
徐向前的品格就像他原名象谦那样谦和得很。
虽然他不是黄麻起义的参加者，且又不是湖北人，可是他的指挥才能与谦和的品格，却赢得了以黄麻起义为核心骨干的红四方面军同志们的信任，在军事上大家都听徐总指挥的。
因此，他和四方面军有着他人难以理解的情感。
或许是他没有政治野心的缘故，张国焘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军事人才使用，有关政治、组织等方面的事情很少和他打招呼，像有名的白雀园“大肃反”
不仅没和他打招呼，甚至连他的妻子程训宣被捕审查他都不知情。
所以，他在晚年写回忆录的时候，颇有感慨地写了这段话：
自从在鄂豫皖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以来，我的心情一直不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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