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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七月二十二日，“芦花会议”
继续开会，与会者邓发、朱德、凯丰、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张闻天等相继发言，一致赞扬了红四方面军各项工作的成绩和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善战，同时，也严肃地指出了张国焘的错误。
毛泽东发言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起，关于红军的扩大巩固，两个苏区的发展和巩固，无数次击破敌人，总的看路线是没有问题的，但有缺点和错误。
军事指挥上的缺点，军委将另行讨论。
在鄂豫皖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
时，没有充分准备，没有准备打，又打得不好。
在南通巴打退了刘湘部队，胜利后又放弃是个严重错误。
发言还指出，红四方面军领导对建立政权有不足和错误的地方，没有严格了解建立政权与建立红军的密切关系，提出西北联邦政府，这在组织上、理论上都是错误的。
无论是从红四方面军的实际情况看，还是从历史的视角回顾，都证明毛泽东的上述发言基本上是正确的。
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发言捅到了张国焘的痛处，因此，毛泽东发言一结束，张国焘就迫不及待地起身相驳。
对此，张国焘在他的有关文章曾这样记述道：
我当即起而答辩，指出川北苏区固应保卫，松潘亦应当控制，但这决定于四方面军的力量，而非决定于主观愿望。
我并且说明，我们当时的主要努力是策应一方面军，而我们的兵力有限，不能过分分散使用，如果中央并不以为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的行动是多余的或错误的，就不应苛责四方面军不能完成力不胜任的其他军事任务。
川北苏区即使当时留置了较多的兵力，事实上也不能达到保卫的目的，而一方面军当时能否渡过大渡河顺利到达懋功，尚成疑问，四方面军果真全力北向夺取松潘，中央不会批评我们隔岸观火，看轻忧戚相关的大义？
张国焘的上述答辩显然是强词夺理。
徐向前曾回忆说：“谁知，我们在前面打，后面可就搬了家，放弃川陕根据地。”
事后，徐向前又做了如下客观的评述：
整个说来，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根据地，有它的复杂原因。
优势敌人的压迫，长年战争和“左”
的政策造成的困难，策应中央红军的紧迫战略需要，凑到了一起，在这个意义说，是历史的必然。
问题在于：主力红军撤出根据地后，没有留下足够兵力坚持游击战争，只留下刘子才、赵明恩等千把人枪，如果把三十三军留下，要好得多；强渡嘉陵江后，犹豫徘徊，丧失了进击甘南的战机，使“川陕甘计划”
流产。
川陕甘计划未能实现，非常失策，是关系整个革命命运的问题。
如果当时实现了这个计划，我军将能得到更大补充，中央红军北上就有了立脚点，形势会不一样的。
周恩来带病参加了“芦花会议”
。
他没有与张国焘辩论孰是孰非，而是按照他会前准备的提纲发了言。
首先，他充分肯定四方面军的长处：有胜利信心，执行命令坚决，遵守纪律，对群众能动员，这些长处是四方面军取得胜利的条件。
他指出四方面军在对敌作战中取得了胜利，也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例如张国焘认为什么地方都可以建立根据地是不对的，根据地的建立需要考虑到地域、群众、敌情等条件。
接着，朱德发言。
他“没有提出过于尖锐的批评，主张目前正处在行军作战期间，一切服从战争的胜利，暂缓讨论军事以外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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