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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周恩来在会见斯大林的过程中，向他全面而又客观地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使斯大林“接受一年多来中国红军有重大发展的事实，认为应该把中国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
这不仅标志着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周恩来对中国革命道路——从坚持走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道路的城市暴动，逐渐地向在中国农村建立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过渡。
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之后，很快会见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全体成员。
那时有瞿秋白、邓中夏、张国煮、陆定一等人。
其中，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因与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等人发生矛盾，遂被解除了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
他一边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与远东局派驻上海代表的分歧，一边了解瞿秋白被解除职务的始末。
由于国内李立三的错误，加剧了中共中央与远东局派驻上海代表间的矛盾，所以周恩来赴苏的任务就更加难以解决。
自然，他处在这样特殊的位置上，也就没有可能重议瞿秋白的问题了。
周恩来非常尊重瞿秋白同志。
在周恩来看来，瞿秋白不仅是我党最早介绍十月革命的同志，而且也是中共知名的理论家。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尤其是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是有着重大建树的。
更为难得的是，当他在八七会议之后犯了一时的左倾盲动错误，他不诱过于人，主动承担责任，这与那些文过饰非的人相比，其政治品质是何等的可贵啊！
周恩来与瞿秋白相知很深。
虽说自六大之后，他们分开了一年半多的时间，可是他们通过往来的电文，相互之间依然是了解的。
在一些大事大非问题上他们似乎都心照不宣。
令周恩来感动的是，他此次出国之前曾病了一场，这消息不知是如何传到莫斯科的，瞿秋白当即致电中央：“听说恩来、向应都病，现在怎样了，不胜悬念之至！”
因此，当他来到莫斯科之后，看到肺病缠身的瞿秋白还蒙受米夫等人的不白之冤，内心自然是很为之不平的！
但是，他作为党的领导人，在共产国际的所在地莫斯科，唯有避开这些政治上的是非，以温言宽慰瞿秋白。
另外，周恩来深切地知道：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他的心一直牵挂着中国国内的革命事业。
毫不夸张地说：国内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他几乎都有明确的态度。
给他影响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彭湃、杨殷等五位同志被捕之后，瞿秋白当即给中共中央写信：“得彭、杨被捕之电，究竟情形怎样？此事宜巫设法，究竟用武力劫狱，或贿买狱卒，或其他方法救济，你们应能就地决定，如需特费，宜速来电声明。”
当彭、杨遇难的班耗传到莫斯科后，他含着悲愤的泪水，连夜赶写了《纪念彭湃同志）一文，发表在《真理报》上。
既然瞿秋白已经被米夫等人控制的共产国际东方部解除了职务，就常理而言，不要多少时间，病魔缠身的瞿秋白就会被送回国内。
为此，周恩来一是为了缓解瞿秋白那愤感不平的情绪，再是希望瞿秋白一回到阔别两载的祖国就能投入革命工作，遂主动地向瞿秋白介绍国内的革命大势。
但是，周恩来不曾想到的是：不久，竟然是他自己与瞿秋白受命一起回国，而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场难演的政治悲剧。
这场悲剧的缘起就是党内一步步形成的李立三“左”
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周恩来出国不久，中原大战打响了！
这是蒋介石与诸地方实力派演出的空前的军阀混战，为中国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
作为中共中央的正确指挥路线应是：引导全党把握这一有利的时机，乘虚发动群众，发展工农红军，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
但是，当时接任周恩来为中央实际负责人的李立三却错误地利用了这一有利时机，使得以他为代表的“左”
倾错误在这时恶性地发展起来。
6月11日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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