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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错误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站在农民的观点来作土地革命，如像你们认为：‘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
；二是“先完成三省边境割据再打南昌”
的“割据观点”
；三是“对于资产阶级更完全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路线”
，像“保护大小商人的口号”
等；四是认为中央指示“争取武汉的胜利”
不可能做到，因为“帝国主义力量大”
。
，最后，以命令的口气指示：“中央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
，“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接着，李立三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6月25日致信周恩来，说明目前国内面临“革命巨潮——直接革命形势的大爆发日益逼近的形势”
，告以6月11日决议等问题上，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说：“如果是怀疑准备武汉首先胜利的总路线，那末我们是坚决不同意的，务请你向国际力争。”
鉴于远东局代表罗伯特反对6月11日决议的理由之一是：周恩来、秋白目前不在国内，中央政治局很弱，信中命令周恩来：“即刻动身回来，万勿迟延。”
不久，蒋介石北防南攻的战略方针奏效，桂系因粤系出兵以及桂系大将黄绍沈有意附蒋，致使桂系兵败湖南，不得不再次退守广西。
接着，蒋介石为实现第二阶段的战略使命——从军事上彻底粉碎冯玉祥、阎锡山两大军事集团，遂集中全力挥兵北指。
从此，被史家称谓的蒋、冯、阎中原大战又拉开了战幕。
这时，由于蒋介石倾巢北指，无暇后顾，因而在黄河两岸大战不休的同时，长江两岸的兵力顿显空虚，其中上海、南京——尤其是武汉三镇因其战略地位之重要，遂为参战各方所瞩目。
对此，李立三等中央主要负责人不仅未看到这场新军阀混战的实质，也没有从军事战略上分析战争态势的走向，以及参战各方的成败结局，只是从混战现象出发，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到来，如果不伸展双臂去迎接已经到来的革命**，那你就是中国革命的绊脚石。
由此出发，李立三于7月13日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十分激动地提出：“我同江苏省委讨论后认为，南京兵暴是推动全国革命**之起点；组织南京兵暴必须与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同时并进；南京暴动的胜利必须有武汉暴动紧接着爆发，以争取武汉首先胜利，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建立亦必须在武汉；全国各省必须注意名重要城市中加紧组织总罢工，各省的工作都须以总罢工为前提。”
对此错误的提议，中央几乎无人扰比疑义，遂获得通过。
李立三等人或许看到了当时中央难以扎挥他想象中的革命**，遂又请国际“通知恩来、秋白诸同法速归。”
对此，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并不知情。
在李立三头脑继续升温的前提下，党内的“左”
倾错误继续发展。
为了具体实施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等计划，中央政治局于7月20日召开会议，讨论成立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的问题和长江局工作计划，再次强调：“武汉首先胜利，必须接着全国革命**。”
7月22日，全压组织会议通过《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宣布行动委员会是党领导斗争最集中而有力的行匈组织，在这一组织方式之下，党与团的组织暂时统一起来，成为一个组织系统；在行动中，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执行一切命令；要求实现党员军拿化与党的组织军事化。
也就是在这种发烧的前提下，彭德怀扎挥的红军第三军团乘着蒋介石无暇后顾的时机，一举攻克了湖南重镇长沙。
对此，李立三分外兴高采烈，他更加坚信自己的策略和路线是正确的！
也就是在这种时候，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的紧急指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观力量太弱，还没有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不同意布置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
对此，李立三以及中央政治局的绝大多数成员是想不通的。
他们在8月1日开会讨论共产国际的指示的时候，不仅不认真地考虑敌我双方的态势，检讨中央制定的路线是否正确，相反，几乎一致认为：共产国际下达这一指示的原因是周恩来的右倾思想造成的。
所以，他们必然要指责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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