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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到上海以后，尽管迎接他的李立三、向忠发不是首先向他介绍国内的情，而是向他提出质问，可他并没有采取针锋相对的作法，立即向李立三、向忠发以及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宣读共产国际的指示，强行要求李立三等同志承认错误。
相反，他分别找当时党的主要负责同志向忠发、李立三谈话，在全面了解了李立三等所犯的错误以后，再通过耐心的说理和具体的分析，终于把他们说服了。
诚如前文所述，李立三会如此快的承认错误，除去周恩来的耐心的工作以外，那就是国内的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那一套狂热的革命构想就要变成明日黄花了！
这时，瞿秋白尚未回到上海，周恩来应该做的一是了解情况，再是向中央政治局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
另外，他随着对中国革命认识的深化，认识到“几年，中共中央一直把城市工作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而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抱着轻视的态度，并曾在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信中把周恩来此前提出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主张斥为‘割据观念”
’是错误的；另外，他通过与李立三、向忠发等同志的交谈，初步看到李立三等同志这次犯错误的原因，依然是坚持中国革命走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道路，并把胜利完全押在城市暴动上。
换言之，还是在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这个原则问题的认识上发生了错误。
因此，他在8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着重讲了建立并发展革命根据地问题：“根据地决不是割据、保守，而是站住脚跟，一步一步的有力的发展。”
“在中国什么地方最适合作苏维埃的根据地？赣西南、闽粤边等处，不仅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而且有党的基础，有广大的群众，巩固这许多地方以向着工业中心城市发展。
在策略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因为在许多区域不仅是敌人力量最弱的地方，而且有党所领导的广大基础，党将这力量巩固起来。”
“中央过去特别指出割据的错误，因此对于根据地这一点确实注意得比较少。
我回国后，与特生（向忠发）、柏山（李立三）两同志谈话后，都认为这是工作中的缺点。”
实事求是地说，向忠发、李立三在他们狂热的暴动构想行将失败的前夕，能够在革命根据地问题上有所认识是一大进步。
自然，我们也从他们的进步中看到：“周恩来在引导全党重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是走在前列的，作出了重大贡献。”
与李立三同时代的人都说：李立三的性格是一团火。
他犯错误是大张旗鼓的犯，他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也是光明正大的改。
搞阴谋诡计他是不会的。
他听了周恩来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指示精神后，又认真地思索了周恩来对他的批评，很快就认识到自己错误了。
8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周恩来的报告的时候，李立三讲：“听了伍豪同志的报告以后，将过去所怀疑的主要问题完全了解。”
他回顾过去“中央特别注意全国工作的配合城市无产阶级武装的准备，当然亦没有放松苏维埃的工作；国际的指示精神特别加紧苏维埃的巩固、红军集中，然后争取中央城市。
这一着重点确是不同。
这一不同从哪里发生？这还是在发展不平衡这点上发生。”
“我们如仅注意弱点，而不利用优点，确是不妥当的，至少我个人过去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向忠发是第三共产国际单纯强调革命者家庭出身的产物。
他出身工人，有一定的革命经验和资历，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是绝不称职的！
因此，在党的六大之后，党中央负实际责任的是周恩来；周恩来去莫斯科之后，李立三很快就又取代周恩来成了中央负实际责任的领导。
因此，李立三犯了“左”
倾错误，向忠发也必然跟着犯。
时下，李立三初步承认自己犯错误的原因，他也只好跟着做检查。
但是，他没有李立三的坦**胸怀，对所犯错误还要进行一些辩解。
请看他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所做结论的这段话：“在今天讨论后，应有一电去国际。
有几点要声明：过去是有误会。
同时说明伍豪回后，政治局已讨论二次，一切问题已解决，坚决接受国际指示及补正过去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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