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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为了提醒全党重视苏区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明确指出：“关于全国工作布置……有一原则：首先是加强苏区工作，苏区中央局的建立，苏区下级的健全、强健红军之领导，是首先在组织上重要的工作。”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主动表示：自己愿意去苏区中央局工作。
以此为标志，说明周恩来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在苏区。
周恩来是为了解剖自己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过程呢，还是为了通过阐述中国革命的希望在苏区这一新论点，让更多坚持中国革命走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道路的同志觉醒？总之，他在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一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
他在这一报告中回顾了自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来红军成长的历史，郑重地说道：“今天来讨论红军，根本任务就是要解决如何使红军成为工农民主专政的主要力量的问题。”
他在论述了红军官兵之间应建立新型关系之后，又明确指出：目前游击队和游击战术绝对不能取消，但要有现代化战术的充分准备，并建立集中指挥，建立总司令部。
中央军事委员会应设在全国苏维埃临时政府所在地。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还领导讨论了红军政治工作条例，确定了会后改编全国红军的计划。
接着，由周恩来提议，经中央政治局批准成立了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和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由周恩来任书记，负责指导全国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工作。
由于周恩来一时难以离开中央，派项英先去，后又经中央政治局开会审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再加当地二人为苏区中央局成员，以周恩来为书记，由项英暂时代理。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也有着明显的不足或错误，那就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把李立三同志的错误视为“个别策略上的错误”
，这除去认识上的差距与表现了某种妥协和调和之外，还为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并把王明捧上台打下了伏笔。
更为严重的是，在三中全会的决议中，不仅没有认识到党的主要危险是“左”
倾盲动主义，相反被视为是右倾机会主义，从而又为王明执行“左”
倾盲动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谁是被党中央错误地视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呢？他就是何孟雄。
由于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何孟雄等的问题上犯有错误，使得党内的斗争变得越来越复杂化了！
另外，由于周恩来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负有一定的责任——且使他在六届四中前后在政治上变得有些被动，所以，很有必要对何孟雄作一介绍：
应当说及的是：何孟雄反对立三“左”
倾错误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很多同志的支持，其代表人物是林育南、李求实等。
同时，也受到了江苏省委、全总、上海工联、苏淮会、沪东、沪中区委中许多干部与党员的拥护和支持。
被同志们赞誉为“反立三路线最早和最坚决的代表”
。
但是，何孟雄等忠诚于党的事业的愿望和捍卫党的正确路线的行为，即使到了周恩来与瞿秋白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的时候，不仅没有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反而招致一场无情的打击，并被诬蔑为“暗藏在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
请看如下的事实：
向忠发在三中全会上说：“中央更指出，在国际指示中央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右倾机会主义者如何孟雄竟利用中央某些错误，加以造谣污蔑，来实行反中央的活动。
且在江苏区书联席会议上，更发挥他的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公开地向党进攻。
中央指出何孟雄同志这一活动不是偶然的，他在客观上起了取消派党内暗探的作用，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必须全党与之作无情的斗争，同时也要克服党内对何孟雄右倾路线发生动摇的调和倾向。”
李立三在三中全会上说：“党的路线是正确的，策略上有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应深刻自我批评来肃清这危险。
另一方面，取消派暗探利用时机来反党。
江苏何孟雄认为中央反国际，造谣言，来发展他自己路线，他不是改正党的错误，而是乘机来攻击党的路线，同时又有调和派活动，所以斗争是更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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