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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冲把球踢给了蒋介石。
在这种特定的氛围中，蒋介石是一定要表态的，否则，这台戏就唱不下去了。
另外，蒋介石早就想派人——实际上已经派出不少特务打入陕北的红军驻地，希冀全面地了解红军的情况。
所以，蒋介石便做出豁达大度的样子说道：“我同意淮南去延安，如果周先生同意，我准备派一个考察团去延安。”
“欢迎，欢迎……”
周恩来最希望有更多的白区人民去延安，看看那里的红军和共产党人是如何生活的。
因而他当即表态说，“汉年同志，你和淮南先生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地把蒋先生派出的考察团的消息报告延安，我们做好欢迎的准备。”
“我看，就不要再经潘先生的手了。”
蒋介石转身对张冲说道，“你尽快编好一套密码送给周先生，今后，南京和延安就直接联系吧！”
周恩来在潘汉年的陪同下自杭州回到上海，又在潘汉年的安排下。
会见了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并同李一起去看望东北抗日将领李杜，还曾会见上海地下党的一些干部。
对建立广泛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起到了推动作用。
周恩来回到延安不久，在潘汉年和张冲秘密联络下，终于促成了国民党当局派遣考察团进入陕甘宁边区。
张冲随考察团于5月29日到达延安。
30日参加延安各界民众纪念“五”
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林彪、冯文彬、刘长胜等也代表各界讲话。
考察团31日到洛川、6月1日至云阳、6月4日到庆阳参观步兵学校及陕甘宁部队。
考察团由叶剑英、陈赓陪同，童小鹏也随往，一路得到边区军民热烈欢迎。
而延安军民在艰难困苦的生存条件下所表现的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满腔热忱的敬业态度，勤奋踏实的工作作风和亲密融洽的人际关系，都与国统区形成鲜明对照，使得久居都市、沉浮宦海的张冲为之耳目一新。
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与他的几次长谈，气氛友好，关系融洽。
中共领袖情真意切，光明磊落，使张冲深受教益，切身体验到中共为国为民的殷殷诚意；而周恩来豁达大度，不咎既往，不记个人怨仇的博大胸怀，更使张冲十分感佩。
事后，他悄悄告诉好友：“中国不会亡，民族大有希望，人民大有希望，这是我去陕北后亲自领略到的。”
这说明，他的思想、感情与顽固派已有了明显差异。
对此，周恩来在（悼张淮南先生）一文中曾做了如下回顾与评价：
在张冲访问陕甘宁苏区期间，根据蒋介石在杭州会谈的意见：“今后关于两党合作的具体问题，仍由陈立夫负责与中共方面洽商。
关于红军的改编及其经费问题，将由宋子文负责与中共商谈。”
潘汉年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遂又和陈立夫、宋子文就上述具体问题进行多次谈判，并促成了周恩来和蒋介石的第一次庐山谈判。
但由于蒋介石出尔反尔，谈判从杭州会谈的基调上大大地后退了一步，使得第一次庐山会谈没有取得结果。
潘汉年在这期间，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和国民党进行秘密会谈的使命，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冯雪峰等同志的协助下，又较成功地完成了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任务。
例如：
“他和宋庆龄、沈钧儒等著名爱国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向他们不断传递着中共的信息，同时从他们那里获得各种支持；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入狱后，他曾经亲自到苏州监狱去看望，代表中共向他们表示慰问；
“他在王稼祥、贺诚途经上海准备去苏联治病时，亲自安排周文和郑育之为他们做好掩护，负责安全工作，直到王、贺安全离开上海；
“他听说在上海地下党的一个同志那里发现有方志敏烈士的诗稿和给中央的信件时，亲自带着照相机到那位同志处将诗稿和信件逐页拍摄下来，并将底片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使这些珍贵的革命文物得以流传至今；
“他关心并积极支持东北抗日联军设在上海的办事处的工作，直接和办事处负责人董麟阁、李廷禄保持经常的联系，介绍他们和救国会的负责人接触，帮助他们做好社会宣传工作，以扩大东北抗联在上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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