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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锡侯《字贯》案发生后，查禁书的范围不断扩大，不仅记载清入关前的史实、叙述明末清初史事的著作被列为主要查禁对象，而且宋、元、明、清时期具有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识的书统统列入例禁，便是一些指陈时弊，发几句牢骚的文字著述也全在禁毁范畴之中。
查缴的重点，首先在野史稗乘，乾隆皇帝多次下谕，将此类书列为应禁毁书籍的重中之重，务求“悉行查缴，剔厘净尽[7]”
。
各地督抚不敢稍有懈怠，凡是明万历以前各书内偶有涉及辽东及女真诸卫字样者，及明代各书内有载及西北边外部落者，以及载有三王年号的书籍，统统被一体送毁。
其次是明末清初人的文集笔记及奏疏杂纂，乾隆皇帝对这一类书籍也盯得特别紧。
明末，一些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的直臣志士，或疏陈救国方略，或讲求经济之道，不论是前朝档案里还是民间，都流布着这一类奏疏与杂纂之作；再就是明亡后一些抱着恢复之心的士人遁迹山林，把一腔孤愤寄托于文字，他们的诗文字字都是匕首投枪，不乏对清代统治者的批判和对明朝的怀念，因此这一部分书也是禁毁的重点。
如高拱的《边略》，张居正的《太岳集》，申时行的《纶扉简牍》，叶向高的《四夷考》，高攀龙的《高子遗书》，杨涟的《杨忠烈文集》，左光斗的《左忠毅集》，缪昌期的《从野堂存稿》，熊廷弼的《按辽疏稿》，倪元璐的《倪文正遗稿·奏牍》，姚希孟的《文远集》《公槐集》，袁继成的《六柳堂集》，张肯堂的《寓农初议》等，全在这场“秦火”
中化为灰烬。
再就是碑铭石刻，最主要的是明末清初的碑刻遗迹。
乾隆四十三年（1778）七月陕西马栏镇总兵保宁奏称，石门地方有将军庙，祀汉灵帝时中郎将孟谧。
明嘉靖、万历间曾对此庙重新修葺，立有碑记，其文多妨碍本朝之字，应将此碑掩埋。
乾隆皇帝谕示：掩埋仍在土中，日后掘出，其字尚在，不如将碑字尽行磨去，另拟碑文刊刻。
由此，乾隆皇帝进一步想到，直隶、山西一带沿边地方，或建有列朝边将祠碑，或刻有边防碑记，其中触碍文字自所不免，即谕令当地督抚认真察勘，如神祠、门堡、隘口所存门匾、碑碣等项违碍字样，一经发现，应磨毁者即行磨毁，能改刻者即行改刻。
其他如剧本曲本、郡邑志乘，甚至天文占验之书也全在禁毁之列。
因为民间流行的地方剧曲中或有涉明季及和南宋、金朝有关的故事，郡邑志乘中也多录有悖妄之书名目和违碍记载。
至于天文占验之书，妄言祸福，最易淆惑人心，更干例禁。
乾隆皇帝谕令各地督抚对这一类书要特别注意，详细搜缴，一经发现，即连同板片一并解京销毁。
连前代皇帝御批过的书，也没逃过被禁毁的命运。
乾隆皇帝从康熙皇帝御批过的陈仁锡刊本《通鉴纲目续编》中，发现该书在辽、金、元三朝人名、地名译音上多有讹舛之处，且书后所附《发明》《广义》各条中于辽、金、元三朝事多有议论偏谬及肆行诋毁者。
此书经康熙皇帝亲加评定后，官板刊行，流布全国。
乾隆皇帝谕令全国各地严密查缴《通鉴纲目续编》。
禁书活动中，所有的统治机器统统为了清查案情、追究同党、查缴书板而转动，触动了这张天网的人，或被凌迟，或被砍头，或被流放，就是坟墓里的僵尸也不放过。
已经死去的违碍书籍的作者也要从坟里扒出来，被戮尸枭首示众。
一书之案，往往要牵扯九族，甚至门生、故旧、刻板的匠人，统统不放过。
退直回寓，纪晓岚却抑郁寡欢。
侍姬明玕问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纪晓岚说：“所幸这两天送呈的书还没有出什么差错。”
明玕说：“那你该高兴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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