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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纪晓岚写了一个“鬼隐士”
，在阳间做人时，他是个小官，厌恶于官场上的排挤倾轧，种种黑暗，解职归田，死后又做了阴间的官。
阴间的官场和阳间的官场没有什么两样，照样是倾轧排挤，黑暗种种。
所以他只好躲到一个山洞里当起了“鬼隐”
。
纪晓岚为了避讳，把这个官写成是宋神宗时期的官，其实，这正是他用这个故事，说出他对当世官场中货利相攘、互相倾轧的现实的抑郁。
纪晓岚生存的那个盛世，实在不怎么清平，贪官、恶吏、豪强和各种奸诈刁滑的小人比比皆是，对这种种的阴暗、腐败和污浊，纪晓岚一是十分痛恨，二是无可奈何，他只能选择避开。
纪晓岚一生痛恨小人，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充满了对小人的抨击。
而且在那个小人猖獗、大行其道的环境中，纪晓岚遇到的最大困惑就是如何保全自己。
他在文化专制的风声鹤唳中入主《四库全书》馆，在修书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文字狱案，他感同身受。
有很多起文字狱，压根儿就不是因为有什么悖谬文字，而是因为著书者得罪了小人，结果锻炼成大狱。
所以纪晓岚的处世之道是不跟小人争一日之短长，不做出头椽子，尽量不以真面目暴露在小人的视野中。
对他的生存方式，有人讥之以“世故”
。
但纪晓岚从未与小人同流合污过，并且借狐鬼之事，将小人的伎俩示众，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了。
有人认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一部宣泄着知识分子“孤愤”
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
而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则是“不乖于风教”
的“劝诫”
之作，少有对社会的批判。
这个观点失之片面。
《阅微》中的一千二百则故事，却极少“颂扬”
之作。
恰恰在这一点上，纪晓岚与蒲松龄殊途同归。
如果说生活在明末清初社会大动**之后的蒲松龄，作为颠沛于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他的“孤愤”
代表着一种时代的感伤；那么，生活在“乾嘉盛世”
的纪晓岚，作为一个“通古今之变”
的大儒，他能在虚假繁荣的背后看到了那个社会的危机，因而他的“劝诫”
也表现了一种时代的忧患。
[1]见《清会典事例》。
[2]见《清会典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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