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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
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
，“革命文学”
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
所以，我想：革命，倒是与文章有关系的。
革命时代的文学和平时的文学不同，革命来了，文学就变换色彩。
但大革命可以变换文学的色彩，小革命却不，因为不算什么革命，所以不能变换文学的色彩。
在此地是听惯了“革命”
了，江苏浙江谈到革命二字，听的人都很害怕，讲的人也很危险。
其实“革命”
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
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和猴子是没有大两样的，人类和猴子是表兄弟。”
但为什么人类成了人，猴子终于是猴子呢？这就因为猴子不肯变化—它爱用四只脚走路。
也许曾有一个猴子站起来，试用两脚走路的罢，但许多猴子就说：“我们的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
咬死了。
它们不但不肯站起来，并且不肯讲话，因为它守旧。
人类就不然，他终于站起，讲话，结果是他胜利了。
现在也还没有完。
所以革命是并不稀奇的，凡是至今还未灭亡的民族，还都天天在努力革命，虽然往往不过是小革命。
大革命与文学有什么影响呢？大约可以分开三个时候来说：
（一）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学，大抵是对于种种社会状态，觉得不平，觉得痛苦，就叫苦，鸣不平，在世界文学中关于这类的文学颇不少。
但这些叫苦鸣不平的文学对于革命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叫苦鸣不平，并无力量，压迫你们的人仍然不理，老鼠虽然吱吱地叫，尽管叫出很好的文学，而猫儿吃起它来，还是不客气。
所以仅仅有叫苦鸣不平的文学时，这个民族还没有希望，因为止于叫苦和鸣不平。
例如人们打官司，失败的方面到了分冤单的时候，对手就知道他没有力量再打官司，事情已经了结了；所以叫苦鸣不平的文学等于喊冤，压迫者对此倒觉得放心。
有些民族因为叫苦无用，连苦也不叫了，他们便成为沉默的民族，渐渐更加衰颓下去，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就都没有什么声音了！
至于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
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他们已经很愤怒，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复仇。
苏俄革命将起时，即有些这类的文学。
但也有例外，如波兰，虽然早有复仇的文学，然而他的恢复，是靠着欧洲大战的。
（二）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因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大家由呼喊而转入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
还有一层，是那时民生凋敝，一心寻面包吃尚且来不及，那里有心思谈文学呢？守旧的人因为受革命潮流的打击，气得昏，也不能再唱所谓他们底文学了。
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
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
忙的时候也必定没有文学作品，挑担的人必要把担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拉车的人也必要把车子放下，才能做文章。
大革命时代忙得很，同时又穷得很，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斗争，非先行变换现代社会底状态不可，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做文章；所以大革命时代的文学便只好暂归沉寂了。
（三）等到大革命成功后，社会底状态缓和了，大家底生活有余裕了，这时候就又产生文学。
这时候底文学有二：一种文学是赞扬革命，称颂革命，—讴歌革命，因为进步的文学家想到社会改变，社会向前走，对于旧社会的破坏和新社会的建设，都觉得有意义，一方面对于旧制度的崩坏很高兴，一方面对于新的建设来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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