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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其时也，许都的文学气氛达到了**。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对活动着许多文人墨客的这个中心，有过这样一段评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
孔融，王粲，陈琳，刘桢，徐干，阮瑀，应场，和从匈奴赎回的蔡琰，真可谓济济一堂，竞其才华。
刘勰距离这个时代约两个世纪，来写这段文坛盛事，应该是比较准确，可算是权威性的描写。
所以，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由于曹操统一中原后的休养生息政策，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
如果仍同吕布、刘关张没完没了地打，和我们文革期间没完没了地斗一样，除了样板戏，就搞不出别的名堂了。
加之他本人“雅爱诗章”
，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腾踊”
的局面出现了。
《文心雕龙》说到建安文学的特点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变，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所以，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应氏诗》，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蔡琰的《悲愤诗》，以及《孔雀东南飞》等具有强烈现实色彩的诗篇，便成了建安文学的主流，也就是文学史所说的“建安风骨”
了。
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说到这番繁荣景象，不免为他老爹的气派自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吾王（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
看起来，曹操是振一代文风的始创者，而曹丕、曹植是不遗余力的倡导者。
所以，在三国魏晋文学中起先河作用的，正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与时代的关系至大。
动乱，则文学终结，安定，则文学复苏。
十年文革，只有浩然先生的小说，舍此便全是空白，即可证明。
东汉末年，先是黄巾农民起义，九州暴乱，生灵涂炭；后是董卓那个军阀折腾，战祸不已。
洛阳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这时候，一切都在毁灭的灾难之中，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
因为农民革命虽然有其推动时代进步的作用，但也有其破坏文明文化，摧毁社会财富的相当消极的方面。
董卓，不过是一个穿上战袍的西凉农民而已。
所以，他的行动和黄巾也差不多，都带有农民革命家的那种仇视文化，仇视知识，仇视人类文明的特点，在破坏人类文明成果的憎恨气氛里，在硝烟战火的刀光剑影之中，文学这只鸟儿，只有噤若寒蝉，休想唱出动听的声音了。
因为经历了巨大的变乱，遭受了严重的劫难以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这样，就出现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潮流，文人的个性开始得到自由舒展的机会。
所以，“慷慨任气”
，便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
回忆十年浩劫结束以后，新时期文学所以如井喷而出，一时洛阳纸贵，也是由于这些劫难中走出来的作家，适逢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才写出那些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
这和建安文学的发展，颇有大同小异之处，就是对于那个动乱年代“梗概而多气”
，真实而深刻的描写，引起读者共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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