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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打击，到了隆庆朝，他该有的全有，该得的全得。
甚至连《金瓶梅》这部“天下第一奇书”
，著作权也算到他的名下。
这则奇谈怪论，事发于公元2013年春天有关王世贞的最新新闻，我也不知道应为王世贞喜还是悲，同样，我也不知应为中国出版业喜还是悲？
将《金瓶梅》的作者，认定为王世贞，犹如给断臂的维纳斯装上另外一只胳膊，要多别扭有多别扭。
我颇诧异中国的一些好事者，这种自作聪明、弄巧成拙的行径，所为何来？近些年来，《红楼梦》被糟蹋一个够后，现在又来算计《金瓶梅》了。
我也记不得哪位研究者、哪家出版社，在新出的《王世贞全集》中收进《金瓶梅》，并哓舌不已地，颠三倒四地，强词夺理地，无中生有地，说兰陵笑笑生即王世贞，将一个五百多年来在中国历史上给读者留下无数遐想的“谜”
坐实，真是太煞风景了。
本来，中国人就是一个不大具有想象力的民族，现在，连这一点点想象余地，也被极其武断地扼杀，真让人感到痛苦。
退一万步，如果《金瓶梅》确实出自王世贞手笔，至少也应尊重他不署自己真名，而偏要署兰陵笑笑生的本意吧；如果《金瓶梅》果然不是王世贞的手笔，而兰陵笑笑生另有其人，那王世贞岂不是窃取他人知识财产的贼吗？英国有个莎士比亚，我还曾到艾玛河畔斯特拉斯福镇上，参观过他的故居。
但一直不断有消息传来，英国很有些研究者相当认真地考据，这个小楼里住过的莎士比亚，不是写出几十部戏剧的莎士比亚。
人家那里在将实证虚的时候，制造无限的想象空间，我们这里却将虚坐实，将读者当做阿斗。
五百多年来，至少有五十多种关于兰陵笑笑生，究竟是何方神圣的推断，这不很好吗？至少说明在明朝这场文艺复兴的大潮中，有五十多位可以写出《金瓶梅》这种重量级文学作品的巨匠，留下这样的群星闪烁的谜，何其令人神往，一定要解开吗？有必要解开吗？拿得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兰陵笑笑生和王世贞能画上等号吗？我始终认为，一个能被王锡爵女儿昙阳子的邪教，迷得魂不附体的、简直浅薄得可笑的王世贞，这样的作家人格，与兰陵笑笑生笔墨中那份冷静、那份严峻、那份清醒、那份睿智，对于那个时代的深刻洞察，对于那个社会的辛辣批判，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如果也许是王世贞在天才爆发的情况下，写出这部不朽之作，他自己不愿坐实，五百多年来无人坐实，那继续让维纳斯断臂下去，不也是一种残缺的美、遗憾的美吗？这又能碍着谁呢？
要知道，越是难解难分的谜，越有吸引力；越是众说纷纭的谜，越耐人寻味。
谜在未解之前，那朦朦胧胧的、模模糊糊的一二体会，那神神秘秘的、影影绰绰的印象碎片，那感觉得到、可捉摸不定的行云流水，那接近破解、然一纵即逝的吉光片羽，不也是一种难得的美之享受吗？我想到梁启超怎样去读李商隐的《锦瑟》了，他说：“义山的《锦瑟》《碧城》《圣女祠》等诗，讲的什么事，我理会不着。
拆开来一句一句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
但我觉得它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
须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
（《饮冰室文集·中国韵文内所表现的情感》）
后来，我悟到了一些，也许一部足本的对性描写未加任何删节的原本《金瓶梅》，用这种附带有奖赠品的方式打开图书市场，其商业行销促售的苦心孤诣，我也只好无语。
回到万历朝的王世贞，他的同年张居正当上首辅兼帝师后，对他而言当然是再好不过的消息，在旁人眼里这可是大树底下好乘凉。
虽然《明史》说“张居正枋国，以世贞同年生，有意引之，世贞不甚亲附”
，但实际上，从张居正的文集中所收录的给这位大文人的回信来看，还是对他关照有加的。
而王世贞写给张居正的信，在其全部著作中只字未留，可以理解的理由，因为张居正最后完蛋了、清算了，怕沾包、怕惹事，偷偷地销毁了。
我们不能就此断定王世贞小人，至少他在做人上有点不够意思。
无论如何，嘉靖二十六年，王世贞时年十九，张居正时年二十，相差一岁的两人，如兄如弟似的联袂应进士试。
榜发俱中，张居正为二甲第九名，王世贞为二甲第八十名，这份情谊何等难得。
同年，在科举社会里，可比如今同学会、校友会的关系更铁。
王世贞仰仗这位年兄，张居正拉扯这位年弟，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张居正一任首辅，马上就提拔他为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
张居正是政治家，王世贞是文学家；张居正从来不染指文学，王世贞却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不但想在文学上开一片天地，在政治上也要大踏步前进，而且迫不及待。
因此两人常常课不到一块儿去。
“居正积不能堪”
，就对他说，老弟，你是一把莫邪干将式的宝剑，可不是随手可使的大刀片子，金镶玉嵌的宝剑应该存放在锦匣里，只供赏鉴，不能使用，那就只好请阁下恕我敬谢不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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