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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刘太真，迁礼部掌贡士，多取大臣贵近子弟，坐贬信州。”
作风上的不正派。
如：“崔元翰，好学，老不倦，用思精致，驰骋班固蔡邕间。
以自名家，怨陆贽李充，乃附裴延龄。
延龄表钩校京兆，妄费持吏甚急，而充等自无过，讫不能傅致以罪云。”
品质上的不可信。
如：“李益，少痴而忌克，防闲妻妾苛严，世谓妒为李益。”
精神上的不健全。
据说，他为了防止妻妾红杏出墙，每晚要在她们房屋四周和门口，洒上白粉，作为隔离带，一出去就必留下足印，如此禁锢防范，简直成了变态狂。
所以，文人无行，在唐代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太平广记》卷一八三引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唐末举人，不问事行文艺，但勤于请谒，号曰精切。”
一直到宋代，秦观在《谢王学士书》中叹息：“每观今时偶变投隙之士，操数寸之管，书方尺之纸，无不拾取青紫为宗族荣耀，而己独碌碌抱不售之器以自滨于饥寒。”
可见一时风气。
甚至诗坛的“初唐四杰”
，同时代的有识者对他们的品格和行为，也是不以为然的。
宋孔平仲《续世说·识览》中指出：“王、杨、卢、骆，谓之四杰。
裴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
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
杨子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为幸。
’”
他认为表现较好的杨炯，也是一个“为政残酷”
的人，“人吏动不如意，辄搒杀之。
又所居府第，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
说到底，也是一个不怎么样的浅薄文人。
裴行俭是一个政治家，不能算纯粹的文人，他是以常人的心理来看待文人的。
“享爵禄”
当然未必是文化人的终极目标，但是，作为一个作家，那应该是最有文化的。
作家的文化是表现在知识的丰富和做人的成熟这两个方面。
因此，切莫在知识上和行为上都不及格，为文，为人，对作家来讲，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否则的话，一个打折扣的“浮躁浅露”
的作家，总是会被人所不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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