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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朱向英先生说：卑劣性格有两种，其一，是技术上的卑劣，即手段（行为）上卑劣。
这是依据道德法则的判断。
比如，生活中常常见到的，露骨的溜须拍马、显而易见的虚伪、不加掩饰的贪财好色、明目张胆的剪径劫掠，全无心肝的脱口撒谎、死乞百赖的纠缠不休与勾引，种种。
这种卑劣，不仅君子不齿，伪君子也不屑，是三脚猫的功夫。
其二，是性质的卑劣，即骨子里的卑劣。
这种卑劣是对人类的道德法则、价值法则的公开对抗。
我们常常看到的，如通奸、欺骗或者仇杀种种，大都不会被指责为卑劣。
但是，大人欺骗孩子、青年对老人施诸暴力、男人欺侮女子等等，肯定是卑劣无疑。
朱先生认定，卑劣与高尚，是人类的两极。
赵振江这个人就是骨子里的卑劣，是与生俱来的。
人类自古就有天然的卑劣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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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县志·匪患卷》上讲，赵振江天生就是一个六亲不认的性格。
他当了土匪之后，全然不顾兔子不吃窝边草的人情世故原则，他在两年之间，竟然把易县境内，凡是有些家产的富户，全部绑票勒索了一回乃至两回。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易县城中几个稍稍有些名声的富户，竟然在一年之间，被赵振江绑架了十余次之多。
如此竭泽而渔天怒人怨的疯狂绑票，让易县周边的百姓谈虎色变。
票儿若是去赵振江的山寨，岂不是羔羊落进了虎口嘛。
以赵振江见钱眼开的性格，岂能让票儿轻易脱身？
既然写到赵振江绑票，谈歌索性停下笔来，再讲一讲当时保定各县的土匪领票的价格。
《保定地方志》的记载，当时保定土匪绑票，并没有统一或者大概的规矩，主要看被绑者的家庭经济状况，比如，当时张才明绑票儿的时候，开出的领票价格是两万银圆，这也是考察了王加林的家财情况而给出的数目。
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农历羊年），正值保定周边连续两度灾年，保定土匪也如蝗虫一般多了起来，票价也就乱套了。
用当代的话语表述：绑架这一行当，巳经没有了游戏规则，“票价”
雷人，完全不靠谱了。
土匪们的绑架勒赎行为，由截道绑架，发展到了四处抢劫，逢人即绑。
票价直线下跌，降为几百元。
后来，或百余元。
再后来，或十元、五元即可。
甚至无钱者，可用鸡蛋一百个或者五十个乃至十个也可以领票。
解放后有土匪交代：“从前只绑富户，今则无论贫富，逢人便绑。”
那一个时期，土匪们“贫富都绑，不值一双鞋，也值十个鸡蛋”
。
（《保定志·匪患卷》）
赵振江向来性格无常，更是不讲绑票规则。
由着性子胡乱绑票的事情在他说来，近乎家常便饭。
《保定三套集成》记述：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春天，赵振江曾在徐水县三个村子绑架了三十五个人，所有领票价格共计为：“两双鞋，三十二个鸡蛋，一斤四两棉花籽油，五尺土布，四斤半玉米，二十一斤红薯干而已。”
如此绑票的价格，用当代商品市场的名词来表述，应该是古今中外绑架史上的“跳楼价”
了，真要让古今中外的绑匪们汗颜无地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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